对顾炎武的评价

1、对后者而言，科学精神以求知本身为至乐，而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这一点，我在上面讲古希腊哲学的时候已经指出。研究工作若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则科学实在不能长足发展，能发展起来的，最多只是实用技术。

2、·许珏赞曰：“伟哉文正公，志量世所无。伏处怀庙堂，宦达忧江湖。立朝三十年，寒素如其初。禄入瞻同族，身外无盈余。愿言式高风，永为学士模。”

3、　　《日知录》的编纂集中体现了顾炎武著书立说的三个原则：

4、　　顾炎武当年经商积累了一笔财富，到了山东以后，以抵押借贷形式放款“千金”于谢长吉。谢氏原本想用这笔贷款大赚一笔，却不料“千金被坑”。这样一来，他先前作为抵押的千亩庄田便归顾炎武所有了。这本是理所当然，但谢氏却是个愿赌不服输的人，老是盘算怎样才能使那庄田回到自己手中，于是阴谋设局，致使顾炎武陷入了“黄培诗案”。

5、义和团运动时，章太炎力主驱逐满蒙，并且割辫明志。那一阶段，他在东京常常穿着长袍，外面罩着一件和服，左袖上绣着“大汉”两字，头发披散着有五寸多长，左右分开梳着。

6、这种家风培养出顾炎武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贞情怀。(对顾炎武的评价)。

7、      顾炎武对孔子删订的“六经”，给予了很高的地位，但并没有神秘化。他认为“六经”也是史。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也。”(《鲁颂商颂》，《录》卷三)对《易》、《诗》、《春秋》等，他作了十分平易的解释，如他说：“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孔子论易》，《录》卷一)他认为孔子删诗，在于存列国之风，使人听之，知其国之兴衰。也就是说，《诗》不过是史书的特殊表现形式。“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存，故可以观，可以听。”对后儒将《诗》神秘化提出了批评：“后之拘儒不达此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孔子删诗》，《录》卷三)。《春秋》是孔子编的史书，并且是一部阙疑之书。“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春秋阙疑之书》，《录》卷五)对它的作用，顾炎武说：“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与人书三》，《亭林文集》卷四)后来，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六经皆无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其实，顾炎武对“六经”的认识，已含有这一思想。

8、·李祁称范公：“公以正大之学卓冠群贤，以忠义之气振厉天下”。

9、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

10、　　主讲人：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研究员)

11、      顾炎武对朱熹的《周易本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周易本义》遭到后儒的支裂而不完整，甚为惋惜：“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失！”“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说以存《春秋》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朱子周易本义》，《录》卷一)但仔细分析顾炎武关于《易》的思想，可以看出他并不完全赞同朱熹的观点。朱熹在《周易本义》中用了北宋刘牧、邵雍所谓的象数之说，并列有九图。《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对此一字未提，但在另外一些条目中，对图象还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孔子论易》，《录》卷一)杨简在批注道：“此论与朱子异。”显然，杨简在也看出了顾炎武的批评，把朱熹也包括在内。

12、　　内容简介：自梁启超谓顾炎武为“清学之开山祖”，学界皆以为然，悬为定论。在通常观念中，“清学”是以乾嘉时期的文字训诂之学为典范的。然而，乾嘉学术实质上不足以继承顾炎武的学术精神。在顾氏那里，学术以求道仍然是其根本目的，虽然与宋明理学的表现形态不同，但学术的精神气脉仍然是一贯的。

13、钦廉起义，章太炎觉得孙中山从日本买的枪支太陈旧，根本不能打仗，竟然直接给香港中国日报发电报，抨击此事。

14、　　王氏自小受到严格的家教和礼义约束，进入顾家后，对待公婆异常孝顺。抱炎武为嗣子后，教子有方，其“未嫁守节，孝顺公婆，立后训子”的事迹，广为乡人传颂。崇祯九年(1636年)，被御赐“贞孝”牌坊，其事迹被载入《明史·列女传》。

15、·毛一鹭赞曰：“余独谓有宋三百年文明之运，实自公始。今公集具在，凡欧志温润、苏之豪迈、曾之笃雅、王之严洁，亡所不有。特公未尝份妍媸，竞短长于笔墨间耳。”

16、因此，顾炎武一年时间才写十余条，由此可见他阅读、思考之刻苦勤奋，也可见他是没有新意不著书。他在写作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的意见不经意间已经和古人合拍，他就会直接删掉。显然，这是思想家的著书方法。他下笔极为谨慎，轻易不愿意出书。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古人书……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潘次耕请求出版《日知录》，顾炎武说要再等十年，“要以临终绝笔而定”。《日知录》出版后，顾炎武在序言中说，这书他改过多次，“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他在别处还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阎若璩读了《日知录》，提出了若干条不同意见，顾炎武无不欣然接受。他有一篇文章叫《广师篇》，文中记录了他和师友的交往，几乎每说到一人，他都说自己在某某方面不如别人，所谓“广师”，就是别人都是他的老师。

17、　　至光宣，士人谈亭林，亦未脱古为今用、“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但由于西方政体、制体论说大量引进，有些援引走得更远，衍为一种中西杂糅的形态。尤以亭林“寓封建于郡县”的讨论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为典型。诸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关于“公黜陟”、“免回避”、“许自陈”、“复乡职”等篇内论说的，便是竭力将寓封建于郡县混合进新的地方自治方案中。康有为则更直陈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也”。而在黄遵宪、袁昶、戴鸿慈、端方等人有关自治与立宪的论说中，都能很清楚看到顾炎武的影响，甚而直接以泰西之地方议院比附“大儒顾炎武谓行封建之意于郡县之内”，“则外侮不能乘虚而入”。1906年《政艺通报》上《顾亭林日知录之地方自治说》一文：“今采录其议论政事各条之关于地方自治者，排比而释之，或参以己见，意在发明而止。近日寰宇竞侈言立宪，而立宪之根本，在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又不能纯取欧美之制移之吾国，遂可谓之推行而尽善也。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古先之成说，而能致谨于历史、地理、风俗、民性之间，然后可措之有利而无弊，则此篇之为，未可以其陈迹而尽弃之也。”古先之成说，是推行制度革新有效、有益的思想资源。经世之学到了晚清，洐化为“古为今用”，甚至“古已有之”、“西学中源”说。而邓实在《明末四先生学说》文中说：“亭林先生当晚季，目睹不学之患，故首以读书哭告天下，力矫明儒之空疏无用，而以经世实用为宗，遂以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亭林等人关于治道的种种论说，便因此与晚清中国的经世时风、改良政潮成功接榫。

18、　　顾炎武毕生多次入陕，两次到富平讲学，晚年又定居华阴，并与王宏撰在华山以研究理学为掩护，商讨反清复明大计，还捐资重修了“镇岳宫”“朱子祠”“九贤祠”。

19、他认为“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不过只有十里路那样的距离；如果有志于四方，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因此在这里定居。

20、赫赫有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就是从这本书中出来。

21、·蔡世远评赞：“王安石《祭范颖州文》，范公亦立法度，以变易天下者，观其所上十事，条目不少于介甫新法也。故荆公契合独深，赞颂备至。然，范公所立法，皆为天下人心风俗起见，养才黜奸，心事如白日晴天；荆公所立法，多为谋利富国起见，偏迫而用小人附己者。此其所以大不同也。祭文特雅峭，摹写范公曲尽。余爱范公，故乐颂荆公此文。”

22、为了说明顾炎武的性情，我再讲几个关于他的小故事。他在北游之前，家中仆人曾被人利用，告他从事反清运动，他把那仆人抓住，直接扔海里去了。他也为此入狱，差点送命。他在北京时，山东闹文字狱，牵涉到他，他立即决定去济南对簿公堂，为此又坐了半年牢。康熙开博学鸿儒科，很多人想招他去，他的回复是“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开明史馆，史馆负责人极力推荐他参与，他回复说：“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任异代之言……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再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23、但是，但凡有的官员在性格上有点棱角，他不是被同僚们排挤，就是不受当权者的喜爱，这一点在明朝尤为突出。具有这样性格人，不禁让我想起来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明朝清官海瑞。

24、　　“信”“孝”“忠”，成为顾炎武道德认知的基本理念。后来他在《日知录》中诠释人性道：“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贞，妇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为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

25、·温家宝提出：温家宝说自己也常上网关注社会热点，一边上网一边想一段话：“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这句话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