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诗歌

1、第剑气与箫心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一文一武，一个慷慨激烈，一个缠绵悱恻，强烈的对比反差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这种相反相成相映成辉的艺术表现方式是我所向往的，书法艺术依靠各种各样的对比关系来表现情感内容，对比关系的反差程度越大，作品的视觉效果越强烈，情感内容也越激昂，这本集子作为一件大作品，贯穿了这样的创作追求，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尽量做到有的奇肆有的端严，或者激烈或者平和，拉大对比关系的反差程度，而且在每一件作品中，尽量强化长短粗细，大小正侧，疏密虚实和枯湿浓淡等对比关系的反差程度。因此，剑气箫心的表现形式也是这本集子中所有书法作品的表现形式。

2、西来白浪打旌旗，万舶安危总未知。寄语瞿塘江上贾，收帆好趁顺风时。(龚自珍的诗歌)。

3、“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在艺术上而又能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这就是龚诗的不可多得之处”。

4、龚自珍的诗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个性鲜明，尤其是晚上的作品《己亥杂诗》，这是一组诗，一共是有三百一十五首，当时诗人由京城回到故乡，于是一路上他写下了很多的诗，据说每写完一首，便把纸条扔进口袋里，久而久之，便是写下了这三百多首诗。而在这三百多首诗中，其中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名篇，特别是这首其中的第二百二十首，更是脍炙人口，其中有两句也是经典名句。

5、　　催客去，去如水。——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6、“自从金和、郑珍这些人而后，诗坛就为之暂时的沉静，诗体也一变而松懈，若不另辟一条新路，眼见就快山穷水尽了，于是按着那自然的趋势，新体诗就应运而生。做新体诗的诗人中，黄公度就是那最显著的代表。”(龚自珍的诗歌)。

7、龚自珍诗中的箫虽不能与上面这些一概而论，但首先也是一种幽怨与孤独的倾诉。纵观龚自珍的一生，很多时候，他的思想里充满了幽怨与愤慨，这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清廷腐败的不满，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二是自己屡次科场失意、怀才不遇之感。这两个方面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不能说作者官位显赫时一定能实现自己锐意改革、改善民生的宏伟志向，但是至少因为科场失意，使得诗人难以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对于国计民生也就越发没有了发言权，使他改革社会的理想毫无疑问地成了一句空话。这样一来，诗人的压抑、愤慨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8、上半阕感慨自己仕路飘泊无着，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纵使文章成名，也不过停留在纸上，无助于济苍生的实际作为。下半阕为愤激之词，誓欲改弦易辙，不屑仕进，绝交贵族，引美人名士游侠为知已，平等交往，慷慨任侠，以冲决人间的等级藩篱。这首词虽然依然未脱书生论世的轻豪之气，然而目光已更多地转向现实，风格也于俊逸豪放之中增添了几分沉郁。

9、“或谓前人之称定盦者多喜其文，而子乃津津乐道其诗，岂非有意立异，自矜真识者耶？余虽无似，亦不敢有是念。我亦知其在文学上之地位，文为第诗为第词又次之。其文知者多，而论者亦不诗则嗜之者多，而论之者则绝无仅有耳，故吾先论其诗，次及其文词。三者皆为吾之爱物，当不致有歧视也。”

10、田横壮士今在何处？难道都已封官拜爵、归顺大汉朝廷？

11、相较于诗歌史定位游离于“隐”与“显”两端的异样反馈，龚自珍的学术史定位是单一鲜明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言说背景指向晚清公羊学骤盛，常州今文经学与维新运动的学术源流关系。定庵文章以经术作政论，开风气之先，已属学术史之常识，实际上也较早被纳入学术史的建构轨范，二十世纪初几篇著名的具有清代学术史性质的文章，如章太炎《清儒》、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邓实《国学今论》、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均有涉及。问题在于，学术史的“开风气”可否置换为诗歌史的“开风气”，进一步说，学术史的理解和表述尝试进入诗歌史中如何做到逻辑自洽又或难以消除弥漫其间的认知焦虑是值得分辨的命题，亦即反映定庵诗歌经典化历程背后隐含的曲折观念。

12、美人清妙遗九州，独居云外之高楼。春来不学空房怨，但折梨花照暮愁。

13、但是，诗人的这些警示和主张，并未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在那个时代，龚自珍的这些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也注定要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和传统势力的冷遇、打击。这在作品中典型表现是《秋心三首》其一：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14、由于龚自珍思想比较复杂，其诗词中“箫”的意蕴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还有很多理解，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但是，总体上的基调是固定的，那就是一种哀婉、压抑的情绪。李白等人那些早已有体现，只是将矛盾在诗词中写得如此强烈和形象化，则很多人都不及他了。

15、李白是一位狂人，写过很多非常有气势，同时很张狂的诗，譬如《侠客行》《南陵别儿童入京》《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等名篇，那都是写得很狂，同时也是气势磅礴，写得非常霸气；像其中的名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等为后人津津乐道，不仅写出了新意，同时也体现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

16、其实诗歌到了清朝之后，那个时代的诗人是比较尴尬，毕竟前面的唐诗和宋诗，两者之间的高度摆在那里，后人无法如何努力，那也是无法超越，这也使得到了明清两朝的诗人，要么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去学唐诗，或者是学宋诗，但是很显然龚自珍的作品比较偏向于宋诗，为此他的作品里那份哲理，也就更加的深刻。

17、毗陵十客献清文，五百狻猊屡送君。从此周郎闭门卧，落花三月断知闻。

18、姚鹓雏的龚诗接受具有反思、建构的双重价值——他的反思对于群体学龚是冷静的“降温”，如他所言：

19、我奉劝上天要重新振作精神，不要拘泥一定规格以降下更多的人才。

20、　　满怀离愁而对夕阳西下，鸣鞭东指从此浪迹天涯。凋落的花朵仍然有情有意，化作春泥培育出新的鲜花 。

21、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

22、释义：不向往远古的制度，不效法过去常用的方法。《论诗》清代：赵翼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23、“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

24、以性灵派为重心，剖析嘉道诗坛以及前代诗歌与龚自珍的种种“关系”，从“经典化”的角度言之，首先，不难发现定庵诗歌的“经典化”与一般的清诗“经典化”理路不同，其诗没有被家法、宗趣、地域诗学等束缚。甚至放眼晚清时期，诗话、总集、选本等可供支撑“经典化”分析的诗歌“体制内”要素也都是影响有限的。可供参照的是，同时期其词的“经典化”则按部就班地以常规理路推进，既普遍评价较高，又在不长的时间内被《国朝词综续编》《箧中词》《国朝词综补》等词学“体制内”颇具影响的词籍收录，于是龚自珍后来足以列名清词之“后七家”；其次，龚自珍个性强烈、复古生新的诗歌特征，符合“性灵说”精神，亦能在当时诗坛独具特色，从而奠定“经典化”的基石，只待来日在历史的进程中与思想史擦出火花。总之，从“古典”角度寻觅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特质，独创性成为问题的最终归宿。关于“经典化”的原因，哈罗德·布鲁姆说：

25、研究古文字学，大量接触甲骨文、金文和各种石刻文字，使我的审美取向从帖学向碑学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又是《己亥杂诗》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和肯定：“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术此权舆。”“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后来，我在写《中国书法史》时说，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核心思想是“尊魏卑唐”，其源头来自龚自珍的这两首诗。清末民初有学者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书法也是。

26、龚自珍48岁时辞官南归，次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盦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多咏怀和讽喻之作。

27、　　《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创作的一组诗集。本诗是一组自叙诗，写了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极为广泛。接下来为各位同学分享五首关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能够更好地认识到龚自珍所写的《己亥杂诗》背后的真正含义。

28、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龚自珍《咏史》

29、bai原诗：已亥杂诗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30、例如，从突出的个性切入，龚自珍与性灵派的关系不难钩通。龚自珍文艺思想大要，如其《长短言自序》所谓“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写神思铭》所谓“夫心灵之香，较温于兰蕙；神明之媚，绝嫭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惨，殆有离故实、绝言语者焉”，《己亥杂诗》所谓“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即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尊情、童心、真诗之说，跃动性灵的光辉，与袁枚形成隔代呼应。袁枚制造的“性灵”诗学文化生态，在其身后有各样的深化或变化，如张问陶从诗论角度极端化自我表现观念，陈文述从诗歌活动角度扩大化女性弟子的招收规模，舒位、王昙从诗风整体异端化性灵派诗，闲适诗趣一变奇博恣肆。定庵之门径接近于舒位、王昙(兼之王昙与定庵订忘年交)，他称舒位的瓶水斋诗和彭兆荪的小谟觞馆诗“郁怒清深两擅场”，未尝不是夫子自道。郁怒横逸、清深渊雅，虽不同于随园性灵诗的白描、风趣，然诗中之性灵抒张、思想解放是共通的，随园、定庵都被正统派目为狂士。从这点看，随园用性灵一说反对道学、礼法对性情的束缚，之于定庵的先导意义显而易见，身处国势凌夷之际，定庵诗文的社会评判和现实意义也便显现鲜亮的启蒙底色。龚自珍自云“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诗风之呈现“性灵”化变，世变使然。

31、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 。汉族，浙江临安(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

32、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马鞭向东一挥，感觉就是人在天涯一般。

33、在龚诗中，将“箫”作为倾诉幽怨孤独的工具仅仅是一个方面，多数时候，“箫”所代表的是龚自珍的另一种生活理想，也就是放任江湖、儿女情长的侠骨幽情。

34、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dao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35、第风格是一种多样化的结构。风格的多样化取决于人的本质。佛教讲“无我”，强调“无常”，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非独立的实在自体，都是受时空条件的制约而变动不居的，都是各种因缘的暂时组合，这种无常的观点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结构。人也如此，具体表现在生理上，人是大脑、躯体、四肢、五脏的组合，归根到底是各种细胞的组合，这种组合由于新陈代谢的作用，无时不刻不在死亡与新生的更替之中。从精神上说，人是各种信息的组合，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各样信息千变万化，纷至沓来，被人接受之后，所形成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地吐故纳新，推陈出新。

36、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释义：沉舟侧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逢春。

37、释义：沉舟侧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逢春。今日听你高歌一曲，暂借杯酒振作精神。

38、该诗作于道光三年(1823)，作者时年三十二岁。当时，西北边疆以张格尔为首的分裂祖国的叛乱虽然暂时平息，但他逃亡国外，并在外国侵略势力支持下，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叛乱。东南沿海，英国派船只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进行经济侵略，清政府屡禁不绝。面对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国势，龚自珍忧心如焚。他希望能以自己的文才武略为国出力。然而，这一年春他第四次参加会试落第，连续的失败使他痛感报国无门便写了这首诗抒发报国志向。

39、龚诗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诸多矛盾：无情地揭露了清王朝的种种黑暗、腐败与罪恶，又对它表示一定程度的幻想与留恋；积极地宣传变革并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但在黑暗、冷酷现实的打击下，又企图逃避斗争。龚诗思想上的矛盾，源于作者内心的矛盾。这些矛盾给作者带来了很大的痛苦，除了前面提到的作者自叹“双负箫心与剑名”外，最典型的莫过于作者的屡次戒诗。《戒诗五章》突出地表示了这种矛盾，其二云：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崇焉！今誓空尔心，心灭泪亦灭。有未灭存者，何用更留迹？诗人出于对清王朝高压政策的愤慨与不满，加之自身无法实现理想的苦闷，第一次表示诗戒，但他并未能做到。未做到的原因，作者在其《又忏心一首》里有生动的说明：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痛，寓言决欲就打烧。

40、总体上看，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该诗抒发了忧心国事，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列强侵凌的深重忧患，表达了不畏宵小之徒的嘲笑，愿以文才武略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诗歌的大意是：从军疆场的壮志难酬令人怅惘，东南形势的忧虑情怀注满诗行。赋诗抒怀和仗剑抗敌是我平生志愿，十五年来完全辜负了“狂士”声名。

41、毋庸置疑，维新派是定庵诗歌接受的第一拨主力军，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诗中颇多对于龚自珍诗句的化用，亦有人言“当世爱读定庵之诗者众，单辞片语，无不流传人口”，“甲午、庚子前后，凡号称新d，案头莫不有《龚定庵诗集》，作者亦竞效其体”，表现为从量变上推动定庵诗歌的“经典化”，而像“定公四纪开新派，赢得时贤善继声”一般带有诗歌史演进自觉和反思的表述十分罕见。补充说明的是，该句出自丘炜萲《题龚定盦诗集后》一诗，据其诗集当系于庚戌年(1910)，已然转到二十世纪以后。在十九世纪，就接受来看，龚自珍的诗文权重无疑以文章占据较大优势，其后，尤其在清民鼎革前后，龚自珍诗文接受的重心开始出现向诗歌一方挪移的趋向。作为当时具有号召力的流派和社团，国粹派和南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两者的源流关系也常得到史家论证，大致他们又都属于近代史中的“革命派”。国粹派代表人物邓实是龚自珍别集整理的一大功臣，龚自珍之子龚橙编录，邓实校刊的“风雨楼本”《龚定盦别集诗词定本》，增刊文42篇，诗91首，词16阕，是龚集刊刻史上的又一重大发展，时为宣统二年(1910)，也是南社崛起的时期。作为文学社团的南社，在近代小说、诗词领域影响广泛，聚焦南社，龚自珍的接受侧重诗词。南社社员构成近代以来龚自珍诗接受的第二拨主力军，较重要者有柳亚子、高旭、黄人、姚鹓雏、苏曼殊、庞树柏等，他们“学龚”集中于清末民初之时。如果说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时期对于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而言只是原始的萌芽阶段，那么到民国初年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可说已孕育出雏形。正如前文所言，“经典化”需要读者的广泛接受，南社之于定庵诗歌即在该层面提供一次强力的推进，这种推进不单指向受众数量，也包括接受形式的多样化。南社学龚，大量挦撦龚句，除去“化用”，又多兼以集句、联句、追和等方式，其基础是社员对龚诗的广泛吟诵乃至背诵，方廷楷所谓“近日海内诗学，以龚定庵为大宗”实也就南社而言之。

42、权贵、幕僚把持着全部大权，内宫佞臣窃据了朝廷要津。

43、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释义：只有狂雷炸响般的巨大力量才能使中国大地发出勃勃生机，然而社会政局毫无生气终究是一种悲哀。

44、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庵(1) 。汉族，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

45、蜀冈一老抱哀弦，阅尽词场意惘然。绝似琵琶天宝后，江南重遇李龟年。

46、　　来岁长安春事早，劝杏花、断莫相思死。——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47、释义：就算预先支取了五百年的新意又如何，到了千年的时候还不是一样陈旧了。

48、东海潮来月上弦，崆峒抚罢静诸天。西池一宴无消息，替管桃花五百年。

49、其民国时期各种名目的“中国文学史”也有部分涉及龚氏诗者，如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年)、郑振铎《文学大纲》(1927年)、李维《诗史》(1928年)、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年)、刘麟生《中国文学史》(1932年)、龙沐勋《中国韵文史》(1934年)、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年)等，大体上也都没有拔高和凸显龚自珍诗在清诗史中的位置，只有胡怀琛所说“清末的诗是从龚自珍起，开始变化”较为例外，考虑到胡怀琛的南社经历及南社的学龚风气，有此论断不足为奇。这里，还需注意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始为1930年代的一篇演讲稿)，文中提到道咸之世“诗人之卓然名家者，如龚自珍、魏源、陈沆、程恩泽、邓显鹤、祁寯藻、何绍基、曾国藩、郑珍、莫友芝、江湜诸家”，同样没有给龚诗以超轶诸家的评说，相反，他认为诸家“学擅专门，诗本余事”，又指出直接影响于同光诗坛者，以程恩泽、郑珍、江湜、陈沆为著。素以治清诗著称的历史学家邓之诚论及“道光之复古”时，则认为“道光时，咏叹之作，多摹少陵五言，竞尚选体，诗事复盛，潘德舆、张际亮其最著者。旁枝有龚自珍，恣奇好怪，多为涩语。”以“旁枝”定位，可见立场。该说法见于《中华二千年史》的明清部分，撰写时间已至1950年代。

50、“清一代诗，综言之，凡三世……道咸之间，此事稍稍衰歇矣。独定庵龚氏，璀璨环玮，沈雄绵丽，实为一时之杰。”

51、龚自珍晚年创作的组诗《已亥杂诗》，一共有315首，每一首都是写得极为有个性，而且也是诞生了很多的名句，譬如：“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那都是经典名句，每一句都足以令人震撼，这也正是他作品最为独特，也最具有魅力的一个地方。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龚自珍这首别具风格的好诗《漫感》：

52、从军疆场的壮志难酬令人怅惘，只能将对东南形势的忧虑情怀注满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