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点

1、如果说克商夺权最根本的是靠“仁德”二字，那么巩固政权就更不消说。武王克商之后，进一步实行一系列为儒家称颂不已的仁政举措：他先释放了被纣王囚禁多年的箕子，“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散鹿台之财，发鉅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然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史记·周本记》)。

2、重人治：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以及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对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归纳为“内仁外乱”。孟子认为行仁政首先要重民，“民为邦本”继承并发展先贤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念

3、五场主题讲座，始哲学之源，流过中国哲学千年的发展脉络。我记得张教授对我们要善于批判反思、勇于质疑常识的勉励；记得郭教授细言孔子生平，深入为仁与礼的讲述；记得林教授解读孟荀思想上的分野，一一打开每一张同学提问纸条的可爱；记得何教授对程朱理学讲解和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记得吴教授讲授时阳明心学深入浅出，引发了我对公学于当代之意义的思考。四场通识讲座更是异彩纷呈：我记得祁老师以鲁滨逊是否孤独为例，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记得徐老师讲述儒释道三家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记得以前就在b站上关注的“徐英瑾文史哲”栏目里的真人出现在面前，幽默诙谐阐述抽象思维对于我们具体生活的意义；更难忘沈教授在全场黑暗灯光中在屏幕前为我们指点宋画艺术哲学时内心之震撼与美的享受……

4、　　因为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必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汉书》说他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东汉的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有两篇题为《问孔》与《刺孟》的文章。王充在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眀“是”。他说：“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猝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的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就足以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5、儒家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仁爱。儒家的仁，同道家的道，佛家的空一样，一个字体现了儒家的全部思想内涵。

6、大家人都知道和认同我们正在迎接工业0——智能制造。但我认为机器一旦加入智能，变成机器人，是一次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开启一个新的文明，而不是新的工业。(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点)。

7、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来说，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 是政治的基础。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名份制则是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即“君君臣臣子子”，要按照礼的关系摆正君臣关系维护这种关系要靠内心的自觉性，即思孝梯。

8、但不管是早期的漠然还是后期的释然，爱默生思想中我他关系基本是一致的，作为灵魂的“我”的中心主体位置一直未曾改变。但是，另一方面，爱默生个人主义背后有一个取消个人独特性的一致性倾向，如皮斯所说：“一般认为，自我依赖(self-reliance)强调自我权利在社会权利之上；这带来一种对自由的负面理解，视其为脱离任何一种限制。但事实上爱默生的思想并没有把个人权利凌驾于社会权利之上，爱默生的自我依赖指引个人和文化共同走向二者共通的内在性原则”(13)这一原则就是超灵，超灵是普适性的，个体是超灵的现实载体，或者是通往超灵的通道。因而，爱默生所强调的不是个体的特异性，而是个体通往超灵途径的个体性。个体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可以达成共同体的，因而其“理想的美国”就有了可实现的个体基础。马西森也持有这种观点：使爱默生没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是“其思想中所有灵魂普遍平等的宗旨：‘最高启示是上帝就在每个人之中’”(2)可以认为，爱默生这一思想是有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图的，其真正寻求的是社会的统一而非个体的独立。因而，恰如诸多论者所言，爱默生看似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背后隐藏着寻求社会共识的一致化追求。

9、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逐渐暴露，特别是现代性的弊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表征出来之后，中国也不愿意再模仿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是试图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可能性。这是“主观上的不情愿”。另一方面，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出现，使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必须被置于全球史背景来考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资关系的“零和博弈”，通过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越出国界，被放大为一种全球性的“中心-边缘”关系，从而使东方落后国家不再能够重演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这是“客观上的不可能”。可以说，这种主客观的双重限制，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它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先知先觉者们逐步放弃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所指示的历史演进路径。

10、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系统整理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11、外王必须要有权力，但光有权力也无法成为外王，外王还必须有事功。王的事功包括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固然，大部分王朝都是利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即使是被称为圣贤之世的尧舜禹三代也是这样。然而，儒家往往把这种用武力夺取权力称为“霸道”，并且将其排斥在外王事功之外，而推崇那些所谓“以德服人”的“王道”，尽管这些“王道”者同样也必须用武力来夺取权力。(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点)。

12、和贵中庸：“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道德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核心是“致中和”，这正是对“中庸”思想的发展，要求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要适度，达到“中的状态，事物总体才能和谐，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13、儒学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儒学文化时要坚持革故鼎新、择善而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套照用。具体说来，就是一要采取有鉴别、有扬弃的继承态度；二要把握好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而不是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三要紧密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总结和吸取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使儒学文化的思想精华能够因时制宜地实现新的转化、升华和发展。所有从事儒学文化工作的同仁们应该注意贯彻这些原则。

14、《易经》认为天地创造了世间万物(这个说法本身是否科学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从中领悟其核心的哲学思想为我们所有，形式不重要，精神才是关键)。天是乾，极阳(阳的极点)，代表具备开拓进取、创新创造、攻击、自我激发、主导等特征的事物。地是坤，极阴，代表具备柔顺、配合、吸收、防守和维持等特征的事物。天地共同创造了万物，所以事物要发展，这两种特征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阳太盛，只有攻击和创造，没有防守和维持，则自身难保，不稳定、难长久。阴太盛，只有维持和防守，没法进攻和扩张，过于稳定没有发展，时间长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会消亡。

15、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

16、周公的这些礼乐制度和礼治思想，当初可能紧扣现实政治，“末尝离事而立言”。但时代变了，儒家死守所谓“周公之礼”，脱离实际，盲目崇拜，出现极端化、片面化倾向，某些东西显得非常保守、落后、愚腐和不合时宜，这对民族精神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批评说，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

17、情商高的人才能长久，这个观点其实并非美国人发明。我服务过的一个企业的老板就曾苦口婆心的劝告我做人要圆滑、柔韧，给我讲了老子关于舌头和牙齿的故事。所以其实中国古人就已经明白做人要柔，要高情商，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中国流传了2千多年。正因为这本身就是今天中国的普世哲学，所以很快等到全面的认同和发扬光大。

18、清朝一个外来民族在中华大地实现了近300年稳定统治，最后还是遭到外部先进文明侵略才中止的，否则不知道还能延续多久。更让人不安的是经过2千年的皇权统治和儒家思想的驯化，中国人普遍性的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失去血性(看看鲁迅和清末民初文学家的描述就知道)。中国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打破阴盛阳衰的局面，必须强行注入阳的特征。读到这里，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应该已经发现清朝那些“智者”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种技术层面的改善根本救不了中国，甚至就算是打开国门诚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明，最多只是缩小我们和西方之间的差距，被动跟随西方的发展步伐，但不能实现超越。只有打破稳定状态，注入阳的特征，中国才能走向阴阳平衡的自我发展道路，才有机会实现超越。

19、(1)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

20、因为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必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汉书》说他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东汉的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有两篇题为《问孔》与《刺孟》的文章。王充在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眀“是”。他说：“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猝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的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就足以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21、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两次运动对当时的文化和文明造成了破坏性打击，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之后不久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次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那场大运动。同样是破坏和打击当时的文化和文明，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用处却刚好相反，但都是为纠正中华文明发展的不平衡，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转折点。秦始皇的目的是消除不稳定和战乱，建立和平、秩序和稳定，开启了中华文明2千年的辉煌灿烂。因为那个时期中华文明处于阳盛阴衰的状态——遥遥领先却极度不稳定。而上个世纪的那场运动，却是试图消除过度保守的思想和旧秩序，鼓励创新和创造，以便重新实现中华文明发展的阴阳平衡，因为这个时期中华文明处于阴盛阳衰的状态——极度落后却又极度稳定。

22、找到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成为众多西方思想家的愿望：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此在”对“嵌入性”的强调、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自我与他者的探讨、怀特海对主体间性的强调、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威廉·詹姆斯的过程心理学、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等都是对西方个人主义焦虑的反思与匡正。西方哲学家们重视现世、过程、肉身等实践领域，其精神实质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相通，都把目光投向了现实关系中的人，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理念和抽象的心智。美国学者福莱德·R·多尔迈所著《主体性的黄昏》所表达的愿望很有代表性：他希冀建构一种非个体主义或后个体主义的“实践本体论”(8)为后个人主义的‘人’的复归指明道路(8)安乐哲也是其中之他选择了儒家伦理学作为思想武器，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大转折时期，可以说在很大意义上，正值新世界文化秩序方兴未艾；儒学所提供的哲学财富，不仅是中华文化焕发活力、走向复兴的资源，而且也是更广大世界性的文化利益资源......儒家哲学在今天可能成为充实我们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重要资源”(6)

23、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开创现代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长期的社会创新力；

24、这揭示了为什么我国传统音乐作品在听觉上给人的直观情感体验总是“平和恬淡”的。同时，“中和”的音乐观还体现在创作者的创作手法上，“曲与词和，声与情和，音与调和”是贯穿于中国传统音乐创作中的核心。

25、那么相比于儒家，道家以“出世”的状态，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的意志和道德属性，天就是自然界和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也是指人类和人为，所以人和天是平等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就强调万物随其自然发展，以自身固有的方式运行。老子的哲学是建立在“道”这个基础之上的，道是万物的本体、生命，天也是“道”衍生出来的，也是合于道的。老子的天人观也是紧紧围绕着“道”这个主题而展开的，所以我们要想分析老子的天人观，就需要首先从“道”为起点考察。老子说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就是说“道”也要顺应万物的自然而然，道生万物但并不去主宰它们，所以得道者也应该以无为而治的态度治理天下。老子认为人之外的自然物具备内在价值，自然是在人为之上，否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比如“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甚至“绝学无忧”。

26、中国为什么从唐宋鼎盛时期沦落为东亚病夫，到现在还比较落后?西方为什么能从地狱般的中世纪走出来，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发展力?曾经繁荣于世界之巅的中国和东方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呢?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主要是东方文化在维护着旧的封建制度，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而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期的宗教改革运动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一种亲和关系。他指出，东方要发展就要革除儒家思想，不然就只能愚昧落后。此论不无道理。

27、而真正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统一性，人性源于天性，也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系辞》)这样的名言警句也说明了天道与人性贯通以及天的神圣博大。但是，与道家不同的是，儒家肯定人为，要求对“天”加以利用，例如荀子站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要求“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他意识到自然有规律，并提出改造自然，但忽略了对自然的研究。

28、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他设太学，以儒家经典著作教育学生。

29、“互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建构过程，是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从文化的深层背景看，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改变的可能性，意味着两者的深度融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实现，也是这种会通的确证。

30、从西方思想史的演变看，辩证法大致经历了三大历史形态，即苏格拉底的语言层面的辩证法、黑格尔的逻辑层面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实践层面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其最大特点也是其优点，就在于它意识到了人的在场性，并把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即实践作为辩证法的内在基础加以先行地确认。

31、在得到App上有一个付费课程是《靳大成·论语通读》，主讲人靳大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孔子本质上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因此以孔子的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必然的带有保守的特点。中国文化认为做人要做君子，而君子就是温文儒雅、宽宏大量的。像乔布斯这样脾气暴躁、性格变态的人肯定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君子形象，但是他却成就了全世界最伟大的企业。我们肯定什么地方错了！

32、但到了阶级社会，礼逐渐为统治者所利用，主要蜕变为防止诸如以下犯上、为臣不忠等，则大大增加了礼制作为驯服工具的作用，这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极为有利，因而数千年来统治阶级和儒家卫道士才不断强化“礼”的神圣性，无疑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礼”的基本精神就是“退让”或“礼让”，没有“退让”就没有礼，即所谓“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这很符合农业民族的保守性格。与富于进取精神的西洋文化相比，这种以“退让”为基本精神的“礼仪文化”，对民族性格和历史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到十九世纪，两种文化直接较量的结果就是明证。

33、儒家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诚”。一般指天道的澄明，即天道的无蔽状态。同马克思所提示的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而达成的历史之本真性的复活和显现，在理路上存在着某种相互发明的可能性。

34、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35、很多人认为儒家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有着很多的变异。其实这种变异是把儒家精华的内容进一步地提升和创新，并与其他诸子百家积极的一面溶合在一起，以达到治国平天下，成为封建专制的正统文化。

36、(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225000；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德克萨斯州达拉斯75080)

37、前人关于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的研究，多侧重于“中庸”观念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本文亦会详细讨论笔者对于“中和”音乐观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联系之思，同时也将从“天人和一”、“乐与礼合”等视角探寻中国传统音乐艺术中儒家思想渗透的脉络与痕迹。站在当下，21世纪距离19世纪末——那个西方音乐文化伴随资本主义的扩张涌入中国的时代已经有百年有余，因此本文将会采用一些“与西方对比”的视角去突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

38、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几千年来，为历代儒客所尊崇。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它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39、作为爱默生的好友和同时代的作家，梭罗深受爱默生超验主义影响，但他笔下的“自我”书写有了明显的走出自我中心并将自我存在具象化的特征。“与爱默生脱离具体存在去寻求宇宙心灵的做法不同，梭罗将其自我更牢固地置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置于世界的荒野之中”(3)梭罗将超验主义的目光投向了自然，在自然性具象生活体验中认知和感受精神与灵魂，并在自然中修复、还原被现代社会破坏了的主体道德。具象体验中，自然、肉体、他者都得以复活，“我”与“非我”的二元对立被打破。梭罗与爱默生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对肉体感官功能的重视。在《瓦尔登湖》(1846)中，梭罗描述了各种肉体感官与自然的互动，他与瓦尔登湖生态万物间的交流是通过视觉、触觉、声音和想象实现的。瓦尔登湖成了梭罗观察宇宙和自然的眼睛，湖边的树木成了他的眉毛，梭罗的肉体与自然合而为一(15)1这与爱默生“透明的眼球”明显不同。爱默生的宇宙观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观察者，而在梭罗这里，人与物齐，物我两依。爱默生强调的“超灵”可谓统摄一切，先于物且高于物，自我灵魂之外的他者皆无本质性区别，可以漠然待之。而在梭罗这里，“不是抓住一只鸟关起来，而是把自己关在了鸟儿附近的笼子里”(15)1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皆有其灵魂与精神，不可亵渎轻忽，这就要求每个个体基于自然他者实现自我道德化。

40、更可悲的是，孔子一心恢复“先王之政”的复古倒退思想行为，竟在长达两千年的后世儒家知识分子中，形成极其守旧、僵化的思想传统和方法，顽固地反对任何革新和创造，反对任何过去不曾有过的新事物，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最大的不幸和悲剧所在!

41、儒家所主张的朴素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实践辩证法具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

42、儒家以一种“入世”的心态，确立人依于自然、顺应自然的伦理，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稳定并设立理想的人际秩序，虽然还是讲求天的权威，指出天是永恒不息的，但儒家学派同时又说天不是绝对的神、不是绝对超越性的精神实体，天是有意志和权威性、主宰性的，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有机统一。

43、工业时代，机器自身没有智能，它不会自我升级和发展。但机器人不同，它能自我升级和发展、自我思考、自主决策……它不再是机器，它是人——只是没有血肉和感情。它具备人的大部分能力，甚至超越人的能力，他能快速升级迭代，他们的社会将很快比人类更复杂、更先进、更高效。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和互动绝对不同于人和机器，所以未来的世界将完全不同，是一个全新的文明。一个很简单的证据，人与机器不需要考虑如何共处，因为它们永远不会主动与人沟通和互动；但是机器人却不是，未来我们不但要考虑人与人的沟通和互动、还需要考虑人与机器人的沟通和互动。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类似于一个新人类加入了地球文明。甚至它们具备毁灭人类的能力和可能，但是我们却无法阻止它们的到来。所以我个人认为与其说是工业0，不如说是文明0。原始文明/没有工具、奴隶文明/使用工具、农业文明/耕种、工业文明/机器制造，人机文明/智能机器人，每一次都是人类工具和生产力的极大提升。

44、在针对这几位作家的“自我”书写研究中，批评家们大都看到两个相悖的向度：一是个人意识与上帝和神性的呼应；二是个人无意识受自然欲望和社会需求的驱动(②)。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使研究者们不自觉地将自我与肉体、自然、社会等他者置于二元对立的关系当中。已有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视角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将美国经典文学中的“自我”书写与中国儒家“人学”思想并置研究或可揭示出一种全新景象。二者具有合理的可对比性：儒家思想对中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美国文艺复兴对美国的重要性亦是不容置疑的(4)3此外，两者都探讨人的存在这一文学和哲学共有的核心问题，同时都对各自民族意识的塑造起到根本性和持久性的作用。本文认为19世纪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既推进了美国个人主义传统，又反思了个人主义的危机，与21世纪的美国哲学家安乐哲遥相呼应，后者希冀通过儒家角色伦理学探索西方个人主义的出路。三位作家的“自我”观念从抽象神性到具象自然，再到具象群体的转向，与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成人观”(humanbecoming)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和现实角色的关注有着共通之处。探讨这一共通之处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文艺复兴运动，揭示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也有助于走出当下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给世界和社会造成的困境。为此目的，本文拟将美国文艺复兴三杰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中的主体思想进行比较考察和研究，以获得匡正当下在全球泛滥的个人主义的启迪。

45、(19)(美)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邹仲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

46、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47、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48、在我的认识中，单拿学科模式图来比较，如果说其它学科是由一个个知识点联成的网状结构，那么哲学就是由一层层思维模式磊起的楼宇状结构。在来到复旦大学哲学夏令营之前，我对哲学是陌生而好奇的：高涉及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政治必修四与设置了一个单元展开先秦哲学的语文选必上让我初次从课堂打开了哲学思考的一扇窗，而本次夏令营带给我的学习收获，就是透过这扇窗射进我心房的第一缕阳光。

49、仁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立足之道。也将是整个世界的立足之本。

50、　　当今世界已经入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联系空前紧密，各种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与日俱增；同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象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全球化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毫无疑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应该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全球化、现代化的实际，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全球治理，为消除和解决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与难题，作出更多的贡献。

5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先舜 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六经也是为提倡古道。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

52、先秦时期，音乐主要是起到辅助礼的作用。作为经常出现于庙堂之上的典章制度，它的“和”促进了人与人交往中的仪式之“和”；进而乐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维护了上层建筑统治秩序之“和”。儒家之所以主张音乐具有“中和”的特征，与其认为音乐与社会、政治存在着根本联系的观点密切相关。

53、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54、周礼当初就是极其繁琐的。武王克商之后，周公最重要的政治贡献之一就是立即着手礼乐制度建设，以确立新的统治秩序。他先根据周制，把夏、商流传下来的诸多礼节改造成“曲礼三百、威仪三千”，形成一整套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交际往来必须遵守的极为细密的礼仪制度，可谓繁琐至极!这些礼制分为吉礼(祭祀礼仪)、凶礼(丧葬礼仪)、军礼(行军打仗、田猎、阅兵礼仪)、宾礼(诸侯朝见、聘问、会盟礼仪)和嘉礼(婚冠、生育、庆贺、宴会礼仪)五大类，并根据贵族们不同的身份地位，配上不同等级的礼仪和相应的音乐，形成一套繁琐的礼乐制度，以体现贵族等级区分。此外还制定了极其完备的田制、官制、禄制、乐制、法制、谥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典章制度。后来的儒家学者统称之为“周礼”或“周公之典”。

55、范丹珩，《儒家“中和”音乐观与中国传统戏曲音乐》，《戏曲艺术》，2003年01卷，90-93页

56、“天人合一”乃是儒家文化的根基，这里所谓的“合一”的基本内涵，即是人与自然、万物一体。孔子最早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他對于“天”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敬畏之情，在君子的“三畏”中，“天命”位居第一。我们结合孔子诸多言论和实践行为可以发现，他对于“天”有一种非常积极、肯定的态度。之前已经说过，在孔子那里，“天”不仅仅是有自然之天的意思，还被赋予了一种“神”的含义和敬畏感，天是有意志和权威性、主宰性的，孔子那里的“天”可以生育万物。其次，结合杨伯峻先生的观点，《论语》中那么多关于“天人”的言论可以证明，孔子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正如“巍巍乎！惟天为大”(《论语》泰伯篇)，“天”早已超越了那个客观存在之天的意涵，而是某种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带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57、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

58、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一个宏观的全盘分析。搞清楚中国为何会强大，又为何会衰败。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基因，那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中华要重新崛起，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作为被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无论做企业还是做人，我们该如何对待儒家思想、避免被其负面作用影响？

59、无论是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人性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预成与生成的张力和统一。 人性论从原初性的意义上规定了理想社会的愿景，在儒家那里是“大同社会”，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自由王国”。

60、儒家的教育观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不断结合和深化的过程。对世人的价值观影响深远。

61、忠：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62、仁：仁爱。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

63、中国号称“礼义之邦”，礼仪之繁琐在整个世界无出其右者。如孔子声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他本人也做出了守礼的榜样：当他朝见鲁定公时，提着衣襟，弯着腰，贴着屋檐，迈着小碎步，说话时低声下气，表现出非常奴性的种种肉麻丑态(见《论语》第第十)，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卑微屈从的画像，所以被当时的人讥作谄媚君主(《论语》第三：“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儒家的奴性软化思想和君主的专制独裁政治，实有密切关系。

64、又如哀哭本是最自然的，可是，儒家《礼记》、《仪礼》竟对主人主妇何时哭、如何哭，也规定了种种奇形怪状、十分详细的仪式，甚至哭多少声都量化、程序化了!若要严格执行，确实难以承受，出于无奈只好请人“代哭”。《周礼·丧大记》曰：“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代哭”亦称“助哭”。《仪礼·士丧礼》“代哭”下注曰：“代，更也。孝子始有亲丧，悲哀憔悴，礼防其以死伤生，使之更哭，不绝声而已。”此刻之哭，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礼仪行为，而非自然感情的宣泄。就连崇拜孔孟程朱的宋儒罗璧，也很不以为然地说：“汉儒言礼，多不近人情，丧哭一主于哀而已。《礼记》曰：‘齐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缌麻，哀容可也。’释者谓‘三曲’，一举声而三折也;偯，声余从容也。夫哭而为折声、余声，是意不在哀，用哭为态也。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妇人哭啼，皆区分无义。”(罗璧《识遗》卷5)。

65、儒家重践履、重效验、重实际的基本取向，无疑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尺度。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归根到底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变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物质力量”，达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深入，西方的思潮和学说纷至沓来，为什么独独马克思主义胜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并获得了“实践能力的明证”。

66、如果说儒家的三纲是等级制度，但是等级制度并无大错，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等级制度，都不可能人人平等。人的能力有大小怎能平等，关健是带领我们的领导者必须是人民的好公仆。以民为本，为民谋福利，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就是和平盛世。有着这样贤明的君君臣臣，乃是万民之福。

67、作为艺术实体，中国传统音乐具有的一些本质特征(例如律制、钟磬埙鼓琴柷笙箫之类传统乐器等)是在儒家思想诞生并普及之前就形成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图的21骨笛为证)；到春秋中期，五度相生律已经在《管子》中有所记载；到西周时期，“八音”对乐器分类已经出现。中国传统音乐诞生的土壤某种程度上，在仲尼未生之前，早已埋下了它“柔和、线条”的一些本质特征。

68、中国究竟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历史契机何在？

69、武王克商之后三年而崩，弟弟周公姬旦摄政。当时正值克商和东征之后，殷商遗民一时不肯臣服，可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周公仍然继承先王一贯的政治作风和传统，采用“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理念，即用德治去感化、教育殷民，以化解他们的思想对立情绪，巩固新诞生的政权。孔子非常崇拜周公的为政理念与实践，晚年因为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而悲叹自己衰老了。而他主要接受的正是周公仁政德治的思想，几乎不提周公武力革命的思想，难怪他要称赞伯夷、叔齐了。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死守此理而否认法制手段和武力革命，则是迂腐和反动的。

70、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

71、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二程、朱熹和王阳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72、既然要恢复西周“仁政德治、和谐相亲”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就不能施行暴政和动用刑罚，被统治者更不能“以暴易暴”、公然发起暴力反抗。因此，寄希望于“仁政德治”的儒家学派，不仅反对法制，也反对任何暴力革命，甚至包括“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汤武革命”，未免有些迂腐、僵化和反动。应该说，仁政并非一定要排斥暴力。因为暴力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的暴力能够使广大人民从残暴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正是“天下之至仁”。十分务实和现实的歧周政治家完全懂得这个道理。史籍记载说：“王(武王)问周公曰：‘天下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曰：‘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者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王曰：‘善!’”(《通鉴外记》卷三上)。可惜伯夷、叔齐和完全僵化的后世腐儒并不明白此理。倒是孟子大胆继承了周公的这一革命思想，遂有千古精辟之言：“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朱元璋皇帝最痛恨孟子的这句革命理论。而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指斥武王伐纣是“以臣伐君、以暴易暴”，因此竟“不食周粟”、饿死首阳!这种僵化、片面和迂腐的怪诞思想行为，与世格格不入，丝毫不值得称道，但却深得同样片面主张“去兵”的孔夫子、韩愈等大儒的欣赏。毛泽东曾一语剖判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那是颂错了。他还高度评价说：武王伐纣是“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四卷，第1495页)。

73、(3)Steele,J.,TheRepresentationoftheSelfintheAmericanRenaissance,London: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

74、上述哲理也可以用矛盾对立解释，但是没有那么直观。矛即阳，攻击；盾即阴，防守。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以下矛盾中找平衡：创新与保守、冒险与保险、攻击与防守、刚毅与柔顺、尖锐与圆滑、变革与维持、坚持与变通等。前者均属阳，后者均属阴。但是用阴阳比用矛盾更直观而且涵义更丰富，我们后续就用阴阳平衡而不是矛盾对立来阐述事物发展中的两面性。

75、治国像治病，如果把礼治比做“未病先治”的中医，那么法治就是“病而后治”的西医。“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据说，礼是治本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法是治末的，只在人们犯法之后才处罚。儒家因此表现出重礼轻法、以礼代法的片面倾向，即便对已经犯有罪错的人，也主张教育者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化对方，法制在儒家学说中是没有地位的。

76、无论个人、团体还是国家，总是有欲望和利益追求的。而儒家从维护等级礼制的需要出发，认为人的欲望是社会的乱源，主张限制欲望，提倡“君子谋道不谋食”，只有放弃欲望和利益，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宋儒更是明确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口号，完全是逆天行事。其实，人欲或物欲不能灭、也灭不了，人都有过好日子的欲望，过上好日子还要过更好的日子，欲望永无止境，这是人的天性。人类没有欲望简直不可想象，没有欲望就会什么都不干，有欲望人们才会努力创造，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法律只须对不正当的欲望和不正当的手段加以抑制就可以了，何至于像极端冷酷的儒家分子那样竟要“灭人欲”!

77、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78、这个时期出现了哲学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都对儒家思想有所批判和继承。

79、桑东辉，《的音乐伦理思想体系探赜》，《道德与文明》，2021年02卷，75-80页

80、(7)(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8)(美)福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朱国钧、吴海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

81、关于人性的讨论是先秦时期各个哲学学派注意的焦点之对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孔子认为，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似乎主张一种自然平等论，即人天生都有同样的人性，人与人的差别是后天造成的，是由于不同的环境因素和个人的努力。

82、然后，说到天人，就必须要探讨一下“德”的问题。在儒家那里，德本身就是连接人与天的桥梁，天人关系就是通过道德实践去认识天命，比如“以德配天”“天生德于予”等词语。所以，天的主宰性还表现在天去监督、鞭策人的道德实践、行为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要想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就需要对“天命”有充分的认识。而要想认识天命和提升道德，又需要人的自身努力：“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

83、部落时代及夏商周皆为“礼制”的时代，礼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生活资料极其匮乏的社会，各种礼法首先都是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设立的。荀子说：“礼起源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给养)也。”(《荀子·礼论》)。又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名分等级)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单一农业社会，最大的“争”，就是争土地、争分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上文提到的“虞芮之君争田”问题，就是通过所谓“道德礼让”即双方“退让”化解的。

84、儒家倡“躬行”、崇“践履”的取向，决定了它必然注重“现世”。这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存在着某种义理上的关联。这并非简单的比附，而是深层意涵上的贯通，它显示出“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旨趣和归宿。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以哲学为对象的“谈论”，有的只是关于哲学式的实践的主张；换言之，马克思不是“说”哲学，而是“做”哲学。

85、(10)(美)拉尔夫·爱默生：《爱默生集》，吉欧·波尔泰编，赵一凡、蒲隆、任晓晋、冯建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

86、儒家礼教将“礼”的修养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品质之只能培养出扭曲的人格。因为，礼教的各种繁文缛节不合常情，人们很难做到，而不做又不行，于是大家只好玩假的——把礼教的道德修养重点由内在的精神过程转向外在的行为方式，然后只需在上司面前和公众场合表演或表现一下就行，以使自己的行为在形式上、表面上更合乎“礼”，结果导致伪君子、伪道德盛行。比如，做出一些对皇上“无限忠于”、对国家“无比热爱”的过人行为;或者玩一些超年限守孝、三年不吃细米、不穿新衣、不近女色的花样。东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墓道)，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陈)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后汉书·陈蕃传》)类似的伪孝悌多不胜举，不过作秀盗名而已。

87、　　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四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开放包容；二是实事求是；三是经世致用；四是与时俱进。

88、(11)毛亮：《抽象与具象之间：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第151-166页。

89、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儒家思想都是以保守、中庸、稳定和团结为核心的。

90、季历被杀之后，其子周文王姬昌继任周君和“西伯”，二十多年后因对商纣王的暴政略有微词，被囚于羑里。据说他在狱中把上古伏羲创立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且为各卦一一作了卦爻辞。《史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所推演的六十四卦，成为后来孔子整理《周易》的重要思想资料，《周易》也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

91、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引申出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从来都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最终超越并克服阶级斗争，亦即为达到阶级赖以存在的条件之解构的手段和路径。马克思是以历史的态度去看待和审视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过程必要的过渡环节和中介。正是在这一过程历史展现及其完成中，才能达到“人的本质”的“真正的现实性”，亦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由此，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有其强烈的现实感。就此而言，它决不同于那种道德感伤主义。马克思认为，处于异化状态的人，其本质是没有“现实性”的。因此，当异化尚未被扬弃时，“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只有当人的异化被历史地扬弃之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才能真正地来临并得以完成。

92、本文在将美国文艺复兴三杰的“自我”书写与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并置考察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爱默生以个体为圆心，外物为圆周，重视超灵、灵魂，而轻视具象外物，追求一种抽象道德主体；梭罗的个体走出圆心与圆周融合，寻觅自然之道以养成自然性具象道德主体；惠特曼的圆心与圆周物我齐歌颂独立个体，但实质却塑造群体性具象道德主体。他们“自我”书写中的一个大致走向是，自我逐渐从个人内在性走向社会外在性，自我与抽象精神的认同也逐渐转向自我与具象他者的认同,这一趋势与儒家角色伦理对自我的社会外在性和对具象家庭、社会伦理角色的重视有一定的共通之处。西方个人主义在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中达到高潮，其中所潜藏的社会、伦理、政治问题已然引起爱默生本人、梭罗、惠特曼、霍桑和梅尔维尔等人的反思，并试图解决个人主义内在性与外在性、抽象性与具象性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个人主义的纠偏历经两个世纪，时至21世纪尚未得到解决，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因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美国哲学家安乐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提出借助儒家角色伦理学帮助西方走出个人主义困境。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共同体等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存在，而在中国传统中却没有那么显著，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人际和谐的儒家角色伦理紧密相关。西方思想家在面对个人主义困境时转向东方智慧寻求出路，而提倡具象人际联系和角色实践的儒家伦理思想成为首选思想源泉便在情理之中。在这一点上，21世纪的安乐哲如此，19世纪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有意无意中也走过了同样的心路历程。梁漱溟曾认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是三种基本精神不相同的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进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但深入之后其矛盾和困难逐渐暴露,以至毛病百出,苦痛万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原来的道路,要求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23)本文的研究结果在“自我”问题上支撑了梁漱溟之见。但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如此强大，思想家们希冀的“后个人主义”主体还远未成为主流，儒家哲学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文化新秩序形成中的意义和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发掘。

93、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94、儒家所崇拜的周礼的基本精神和主旨，就是确立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即明贵贱、分尊卑、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以保证“天无二日，士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礼记·丧服四制》)。它有使人驯服的显著作用。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指出：“支那(中国)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95、儒家思想对于音乐的重视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乐经》虽失传，但反映儒家乐理的著作《乐记》、《乐论》依然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音乐思想。“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此言奠定了“乐”在成长过程中被儒学“紧紧簇拥”的地位。

96、此外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中，《平沙落雁》、《梅花三弄》等5首曲目均以描绘自然风景或歌颂自然意象为题材，这情景交融的音乐美不仅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也反映了直到明清，孔子所言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审美精神依然存留于中华传统音乐作品的标准中。

97、然而，“利”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焉能一概而论?且人类永远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而生活。即如商人资本家固然“唯利是图”，但古今中外有哪个国家、团体和个人能离开“俗气”的“利”而生存?人类若不为利，何必发展生产力?可恨两千多年来，儒家“重义轻利”和“君子不言利”的陈腐观念，塞满知识分子头脑，成为打击一切进步事业的理论根据，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98、儒家从商亡周兴的历史巨变中，很自然地得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政治哲学信条，虽然不无道理，但后来将之僵化为教条，只讲“徳”不讲“力”则是迂腐的，况且周人克商并非完全没有“恃力”。

99、当然，仁政德治的思想实践并不起于周代。自从国家政治产生之日起，执政者对部属和民众的管理态度就有仁、暴之分。中华民族从轩辕黄帝算起，到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两千二三百年的文明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对上古两千多年历史的追述中发现，黄帝以后，特别是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都是一脉相承的“仁德之君”。所以，儒家把他们作为人民爱戴的理想君主和统治者学习的圣人楷模，加以赞美和推崇;同时则把夏桀、商纣作为残暴不仁的最大典型，加以诅咒和鞭挞。其扬善惩恶、警示后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就有了专门对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所代表的仁政德治思想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阐述的儒家学说诞生。由于孜孜不倦，笃于此事，以致“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八个大字，成为儒家学派最基本的特征。

100、    阴盛阳衰/一味守旧落后挨打：秦始皇完成了伟大的创新，但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的创新基因。所以之后的近2千年里，中国的社会制度就基本没变过——只有一些微创新去完善和提升，劳动生产力也没出现过质的改进，科学技术就更加没有多少发展。有的人可能不服气。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拿得出手的就是4大发明。今天人类掌握的全部科学技术，有没有0.5%是中国人贡献的？中国可是占世界总人口的约20%。而过去几百年欧洲完成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和科技。所以无论你多么爱国，多么爱儒家文化，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现代科技领域的创新和贡献非常少。曾经的中国可是领先欧洲1千多年啦！对比一下你还不承认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就丧失了创新力吗？为什么会这样？过度推崇儒家思想，过度注重中庸、保守和维持，阴盛阳衰，发展太慢。创新是需要包容的，如同春秋战国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但儒家思想被确定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之后我们事实上就不再认同主流价值观以外的东西。因此当英国人带着先进的科技和产品来中国的时候，我们还高傲的把他们视为蛮夷。所以最终西方在工业文明推动下进入了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中国还在旧制度、旧文化下孤芳自赏、维持原状。到后来落后得被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轮番侵略，甚至差点被日本灭国。《罗辑思维》有一期节目就提到：中国之所以被不如自己一个省大的日本打得差点灭国，就是因为我们比日本落后了一个文明时代。以现代工业文明打落后的农耕文明，双方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中国太落后，却又极度的傲慢和稳定，阴盛阳衰到极点了。

101、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102、儒学作为一种“前见”，不能不充当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先行有效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它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倒恰恰是条件。

103、儒家津津乐道的一件史实很能说明问题：“虞芮之君争田，久而不平，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如周决平。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只取辱耳!’遂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之，归者四十余国。”(《通鉴外记》卷二下)。《史记·周本纪》也说：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尹佚之徒，皆往归之。”可见，文王礼贤下士、仁慈爱人的美德，闻名遐迩，大得人心，已经变成巨大的政治感召力。这就是当时特定条件下实行仁政德治所取得的政治军事效果和社会效果。

104、现代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需要具备矛盾对立的两面性，用中国古典哲学说就是阴阳要平衡。阴阳平衡的观点是从《易经》中发展出来的，要真正理解这一点就需要理解《易经》。

105、(摘要)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一道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三位作家的“自我”书写和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主体性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着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106、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107、个人主义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但是这种以抽象本质而非具体实践为个人定性的传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即怀特海所谓“错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把抽象、形而上的理念误认为实在、具体的存在(6)这种谬误的代价首先是抽象与具象之间的脱节，形而上原则、真理被置于首要地位，而人的具体生活经验价值被消解。这也是爱默生思想备受质疑的地方。其次，从社会政治角度讲，在其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中，自我通常被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白人男性所界定，并与各种他者——他人、自然、社会、女性、同性恋、被殖民者等处于对立冲突之中。简言之，自我为他者立法，替他者发声，他者被淹没在自我的凝视之中。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他者的湮没，因为，处于中心的自我也因他者的缺失而陷入唯我主义的陷阱，恰如那神一般的亚哈，极端自我的后果就是葬身大海。此外，抽象虚幻的超验真理无法提供指导现实行动的伦理原则，而只能提供基于“直觉”的抽象伦理原则，因而往往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恰如麦金太尔所言：“各种道德虚构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们都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客观的、非个人性的标准，但它们无一成功，而且，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其可疑的意义与实际的使用之间必然出现脱节”(7)对个人主义的一味追逐对二元对立中的自我与他者而言都是陷阱，这的确是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弊端，在美国文艺复兴作家的思想中都有体现，如爱默生对抽象“善”的宣扬以及对现实“恶”的无视等。

108、儒家思想不一定最大最好的智慧，但研究儒学可能会把人带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明境界，这个是联合国文明金规则所厘定的。

109、(9)Gura,P.E.,AmericanTranscendentalism:AHistory,NewYork:HillandWang,200

110、同样颇有教训的还有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北魏、金朝和满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大都开始汉化，学习儒家经典，采用僵化而繁杂的礼仪制度。满洲人还学会了汉人的自残，妇女纷纷缠足，士子热衷八股考试，吸收的多是中国文化中最劣质的部分，致使彪悍的民族文弱化，原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消失殆尽!儒家的消极软化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111、当今世界已经入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联系空前紧密，各种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与日俱增；同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象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全球化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毫无疑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应该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全球化、现代化的实际，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全球治理，为消除和解决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与难题，作出更多的贡献。

112、    中国：高度创新但不稳定的混战之后，一次伟大的创新集成建立农业社会制度，进入农耕文明；

113、然而“乐”之所以“受宠”却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艺术活力。

114、因为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相互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交相融合，促进了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从外国传入中国后，它不仅能与之共容共存，而且将佛学引为自己鉴短取长的学习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给它带来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115、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

116、(15)(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

117、　　因为儒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它能够“因时达变、推陈出新”。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弃旧而图新，反对蹈常袭故、陈陈相因，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为学与治世的共同追求。儒学产生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的自我更新与演进。先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演进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后来又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释道三学并立与交融互鉴，演进为宋明时期的理学；随后又经过总结和吸取理学过于空疏的教训，演进为清朝时期的实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传统儒学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弘扬和发展儒学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和一切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根据时代条件、历史使命和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需要，适时地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保证了儒学与不断前进的社会实践同在，与长流不息的文明之舟共进。

118、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 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 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 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 在内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