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在哪个国家实现

1、清朝之前，历史对于韩非的评价是负面的，总把他与秦朝苛政、二世而亡捆绑在一起。汉董仲舒认为，秦之暴虐与韩非有关，“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汉书·董仲舒传》)。宋朱熹指出，韩非误导君主，“考之前史，则韩非、李斯惨刻无恩，诖误人主之术，非仁人之所忍言也”(《论督责税赋状》)。汉桓宽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认为韩非死有余辜，“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盐铁论·刑德》)。汉冯衍认为，应烧毁韩非所有的书籍，彻底抛弃韩非的歪理邪说，“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显志赋》)。

2、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3、孔子一生都想践行自己的仁政，可君王们并不给他机会，不得已，他只好四处流浪，乃至于公孙不扭、佛肸(bìxī)这种家臣的家臣叛乱招他，他都想去。墨子当年名重一时，越王想招他出仕，墨子说，要我去就得听我的，越王于是断然拒绝，其帝王师之梦遂灭。(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在哪个国家实现)。

4、在“法”、“术”、“势”三者之间，“法”是根本，“势”是基本前提，“术”是执行“法”的必要方法。他列举“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说明“势”的重要，又列举“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功，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不能治三家”作例子，说明“法”的重要，“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相辅为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5、在认识论方面，韩非受荀况的影响最大。他认为，人们的认识都必须依赖于感觉器官，人的眼睛能看东西，耳朵能听声音，心能思考问题，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属性，所以他称之为“天明”、“天聪”、“天智”。他清楚地说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认识方法上，韩非主张“去喜去恶”，切忌主观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左右人们的认识。检验认识的标准上，则提出了“参验”的方法。韩非所说的“参验”，就是对各种情况在进行排列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然后检查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他认为只有按认识的规律办事，才能“得事理则必成功”。反之，就是主观的妄想和臆测，这样就必然失败。韩非的认识论，虽然还属于朴素唯物论的范畴，但它的理论思维水平，无疑是先秦思想家中最高的。(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在哪个国家实现)。

6、权术这个词也不是韩非首创，“术”的思想源自道家的“无为”思想。道家的“无为”原义是：处世不应该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只要大方向正确就可以。

7、韩非子的“术”的思想在我国传统的治军中也有所运用。当然，我们这里要认识到，韩非子所谓的“术”指的是国君控制群臣的手段，运用到传统的治军当中则是将帅控制士卒的策略，归根到底是一种权术，不同于军事战略中所运用的战术。因此，虽然我国古代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论著也很多，但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8、韩非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不相信人们之间有真正的互相信赖和忠诚。那么，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就要尽最大可能地压缩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也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征服一切，把一切都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权力不仅成为了一种政治现象，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它浸入到一切领域，浸入到阶级、集团、学校、舆论、家庭和私人关系之中。人君不要恃人之以爱为我，不要去希望得到人民的爱戴，而是要人君握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即使有使人不得不为我出力的方法。《韩非子·显学》：“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因为，权力作为维持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之具有强制性特征，能够迫使他人服从。而一个君主如果没有权力，是没法统治的。因此，君主应该依靠权力意志来生存。《韩非子·八经》：“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为了帮助君主建立起统治权，便把本是维护道德的法改为维护君主权术的法，法就成为了统治者治理臣下的手段，成为了统治者的私法，成为了加强对社会约束的法，变成了专制的工具。《韩非子·有度》：“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必须布告天下，让老百姓知道。《韩非子·难三》：“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自此以后，法就成为了中国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是为了执行统治者的意志，达到令行禁止的目的。因此，法实乃刑的同义语，《说文解字》：“法，刑也。”

9、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10、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11、　　韩非子之学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12、所以，韩非更加坚信，什么礼仪道德都行不通，什么血缘关系都靠不住，要想建立秩序得找到新的支撑点。韩非找到的这个支撑点，就是人“天生自利”的本性。韩非继承了荀子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13、问题一：韩非到底提出了什么主张，帮助嬴政统一全国？

14、颜渊赞叹老师孔子时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用这句话来评价先秦思想学术文化，也是非常恰当的。学习研究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越学习越感到其高大伟岸，越研究越觉得其玄妙深远。先秦诸子百家永远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学术文化宝库。每当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就更加离不开先秦圣贤及其思想学术文化资源，他们会给我们价值指导，他们会给我们智慧启迪，他们会给我们谋略选择。我们不要忘记：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资源还在滋养哺育护佑着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啊！

15、总之，该书不仅细致分析了韩非子政治思想，而且揭示了其蕴涵的多种理论可能性及相关历史实践，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韩非子政治思想乃至整个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视角和途径，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思想与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思想关联提供了一种具有历史眼光的借鉴和反思。

16、有学者认为韩非子是诸子百家的终结者，法家学说是诸子百家的克星。当今社会我不想与几位先生争高低，只希望往圣学的学子能分别从我们的学术中摄取精华为己所用！是故“博采众长才能相互印证，固步自封必将粗陋浅薄”！

17、墨家的民本思想墨家代表小工商者的利益，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节用、节葬、节乐和非攻的主张。兼爱”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民本思想的体现。“兼爱”就要人与人相亲相爱，不要相互仇视。“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认为战争和祸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

18、而且，当时还有一个严峻的局面，就是黄河不定期泛滥。当时的黄河水系，几乎流经除燕国以外的其他六国。但各国都不想把黄河治理好，如果发生洪水就以邻为壑，把水引到别国去，受罪的还是普通民众。战国末期实现统一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19、要想统一全国，秦王必须要整合全国的力量，铆足劲一致对外。一百多年前，在商鞅的操盘下，秦国实施了变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奖励军功，取消贵族的世袭制度，国家不愿再浪费资源养着一帮“寄生虫”，只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才可以做官，有军功的人才可以封爵。

20、　　“无为，而无不为”“道生法”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

21、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一个组织、学派叫“法家”，这个名称最早出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之手。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中，把韩非、管仲等理念相似的人归类为一派，并命名“法家”。

22、韩非作为一个思想家，是幸运的，他终于在死之前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秦始皇。却也是不幸的。一只狐狸，热情澎湃地去劝说老虎要吃小动物，老虎于是就把它先吃掉了。在柏拉图和孔墨看来，这则寓言，岂不悲哉！

23、　　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24、所以，法家学派就把这个作为一切理论的出发点，然后去考虑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如何有效运作政府？如何使国家财富和领土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

25、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26、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27、这种是古非今的想法，让乱世之末的韩非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古人根本不值得效法，而且根本就没有过什么美好时代，要想摆脱现世的困境，往回看没有意义，必须要朝着未来观望，要敢于去实现前人所未能实现的宏愿。

28、上篇分三章，第一章是学术史的梳理，阐述了古今“韩非学”的研究状况，并探讨了韩非子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当代性”，继而提出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了晚清专制概念的引入对20世纪法家思想研究的影响，借此审视法家“专制论”的得失，并通过对“思想与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的反思，为全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通过对先秦诸子思想研究视角的考察，认为其中经历了由“差异”到“共识”的转变，先秦诸子的政治理想层面是共性大于个性，并主张在此视阈中审视儒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