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

1、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小贵族家庭，童年在莫斯科和乡间度过。184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受到高度评价。

2、从这个题目就能看出小说的中心思想是讲述了弱势群体的如何被欺凌。

3、《密尔格拉得》中包括《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地鬼》和《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等4部中篇小说。

4、对话性(人物关系间的平等的意识价值关系)和复调性(意识结构呈现出的对位性)是由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1895——1975)提出的，这位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大学者，生前虽曾遭受关集中营、流放南方的政治磨难，29年过着身残、友亡的悲惨生活，但其一系列的天才论著却震撼了世界，兑0世纪的语言学、美学、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代表作是《小说话语》、《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20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65年)，其重大成就在于借助于对陀氏小说和拉伯雷创作的研究，从语言思维哲学角度探索小说叙事语言中的对话性、复调性和狂欢化意识——仪式问题，深化了对小说叙事本质性的认识，使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不再停留在简单的表层分析上，而是提升到了对人类的意识结构、精神本质的透析上来，小说自此之后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故事叙事，而是一种思想的试验，精神的变奏(米兰·昆德拉)。

5、我想很多人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们还没有看一本书前，倒是先从别的作者那里读到了这本书里的一段文字。于是因为这段文字，这本书就一直停留在脑海里。我就是这样记住《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在刚过去的冬天，我与那段一直未谋面的文字会面了。

6、先说一点，起码的，得把他们的重要作品都过一遍，才有资格评价两位老人家吧。

7、1831年至1832年间，果戈理相继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二部，作品给他带来巨大声誉。1835年相继出版的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迈出了创作的新步伐，标志着果戈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和跨越。

8、《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是陀思耶夫斯基一部长篇小说，我很喜欢。

9、其实，仅仅就从斯大林时代推崇的顶级文学大师这个名单来看，这种论调就是不值一驳的。因为莱蒙托夫和果戈里这两位创作年代相近的作家比较起来，果戈里要比莱蒙托夫思想保守得多。莱蒙托夫毕生是反对沙皇统治的，而果戈里则始终是一个保皇派，而且还曾经在和别林斯基的争论中公开表示要捍卫农奴制。如果是斯大林时代真的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那么应该推崇莱蒙托夫而贬斥果戈里。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斯大林时代对于果戈里的评价甚高，认为其是俄罗斯整个19世纪的文学史上仅次于普希金与托尔斯泰的大作家，甚至宣称“今天仍然需要果戈里这样的作家”。对莱蒙托夫的评价则较低，认为莱蒙托夫算不上最杰出的文学大师，因为其主要的文学创作并没能够跳出普希金开创的“多余人”之路。这显然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10、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悲剧人物。他年轻时曾受到过别林斯基的熏陶，继之又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为傅立叶的信徒——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一生最热烈追求的就是创作事业。上文提到过，在一八四九年被逮捕之初给兄长的信中，他说到自己信念完全动摇，但同时却坚决地说：“只要手能执笔，宁愿监禁十五年。”在晚年(1877)一封信中，他说自己早在十六岁就深信自己“早晚会登上〔文学〕舞台”，说自己“心中仿佛有一团火”，并说自己“坚信未来会是我的，我是未来的唯一主宰”。可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专制政府给予他的打击使他陷于这样的境地，他不得不颇为真诚地进行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用迁就阴暗现实的办法，以挽救自己和自己的才能”。亦即使自己能够从事创作，但“他从来没有”把他身上存在的“各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调和好”，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他幻想黄金时代，但又拒绝唯一能达到黄金时代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内心终生在斗争，因此，一方面他那些“最高贵的保护人”既利用他，又“不能完全信任他”。另一方面，“同时代人对他持双重态度”。我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天才的作家，但他却是被扭曲了的天才。卢那察尔斯基十分严肃地说：“我们……应该竭力强调：如果说我们应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汲取教益，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决不可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我们也应该竭力强调，我们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原则，考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存在的各种复杂原因和因素，认真区分其创作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分析地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

11、相较于陀氏的其他大部头作品，《穷人》算是短篇小说，如果你想读陀氏作品，不妨从这部作品开始。

12、这当然不是完全准确的：在《白痴》中，比六千卢布大得多的数目飞入纳斯塔西亚 ·菲利波芙娜的火炉 。另一方面 ，在世界文学上最令人心碎的一个场面中 ——没有任何读者的良心在经历这个场面之后还能保持完整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的斯涅吉辽夫上尉把不多于两百卢布的钱跺入积雪堆里 。然而，重点在于，那六千卢布 (相当于现在的两万美元 )在当时可以购买一年的体面生活 。

13、①、思维观念成了艺术描写的主要成分，开创了观念小说。

14、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斯坦纳模拟了他们的见面，颇为戏剧性地构想出这会是一场《宗教大法官》中再临耶稣与大法官争锋相对般的照面。这个比喻或许揭示了两人的不可调和性。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托尔斯泰为艺术之神，认为他有某种相当厉害的直觉本能，也认为他的作品是欧洲可望而不可及的；但也一针见血的指出托尔斯泰行动鲁莽，固执己见，不切实际，像巨人一般没法灵活转动脑袋，看不到周遭事物的真正样貌。另一方面，托尔斯泰颇为做作地赞扬陀的伟大，但同时也挖苦他因有个贤内助，才能写起作来事半功倍。托尔斯泰不出意外的对陀的小说中展现出的病态与夸张表示不满。托尔斯泰最为欣赏的是《死屋手记》，他对陀的戏剧小说毁誉参半。再说技术，尤其是两人都擅长的心理描写。他们都是心理大师，但区别很大。托习惯于展现角色内心高度抽象性的静态化转变(列文、安娜、皮埃尔等等)，以及人性中非理性力量引起的矛盾。他能像高速摄像机一般细致再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轨迹(心灵辩证法)。他是最早使用意识流手法的作家之或许也可以去掉之一。《安娜·卡列宁娜》中伏隆斯基赛马的段落、安娜自杀前的段落、《克莱采奏鸣曲》中杀妻的段落、《暴风雪》中的梦境段落等，都展现了一个天才艺术家所拥有的通过心灵直观展现使阅读者身临其境的可怕的艺术力量。陀则专注于创造人。他不太满足于停留在抽象层面的人性。他需要触摸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并把他们打碎重组，缝合成充满戏剧性的造物。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有人(如木心)认为托笔下的人物较少触及人性深处，原因在于他们(安娜、哈吉穆拉特、谢尔盖神父等除外)过于真实与抽象。托对艺术的质疑要求他们真，托的艺术天才给了他们美，托的道德良心迫使他们善，而最终他们被当作博物馆澄亮灯光下的展览品，隔着玻璃安放在我们的面前(这也是托尔斯泰的本意。木心与托尔斯泰隔着层纱，《文学回忆录》里评价托的那章实在露拙，结尾的诗也不知所云。相比之下托马斯·曼、维特根斯坦、布鲁姆等人是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同时也能理解有人(例如纳博科夫)坚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毫无真实感，做作而虚假(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非难的翻版)，原因在于他们是陀捏合出来的人的矛盾体，是人性的感性显现。并且陀的小说形式更接近一般的戏剧，用真实与否苛责未免过于不尽人情。纳博科夫不能理解陀，联想一下纳博科夫搜集蝴蝶标本的昆虫学副业，就会明白他希望文学人物如标本般(托尔斯泰般的手法)安置于文本中。有某些人生哲学家(尼采)和精神分析学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从未有过的心理层面的深刻性，展现了人的深层状态，剖开了人性的本质。这种说法过于自负，也庸俗化了陀翁。从陀翁试图极力撇清心理学家称号的言行中就可以看出陀翁比精神分析学派高明的地方。精神分析早已被打入冷宫，他的遗产所剩无几，大部分留给了文学批评。所谓的自我、本我、超我的分层；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只是精神分析版的独断论大厦。同时，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批评文学作品犹如隔靴搔痒。以俄狄浦斯情结诠释哈姆雷特是挺有趣，但也庸俗化、局限化了莎士比亚。俄狄浦斯情结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文学性的隐喻而已。这种以隐喻诠释只能作为隐喻本身存在的艺术作品的做法，究竟能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不免让人打个问号。同理，用在陀笔下人物身上的精神分析除了利用陀翁的艺术价值自证高明外，其余的他们似乎什么也做不了。陀的心理描写的“深刻性”基于一种强大的艺术穿透力和艺术之魅带来的巨大快感。客观的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特有的艺术力量展现了人性版图中人迹罕至之地的生态景观。这种展现详细入微，但是作为一名还原论者，我要说的是，最终给出形成这些景观的合理性论证的是科学家们(实验心理学、脑科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学、认知心理学等等)。不要企图将还原人性的任务交给艺术家和文学家，就像不要将揭示终极实在的任务交给形而上学家一样。艺术家的工作是用充满洞见与想象力的隐喻将那些超越性存在、人的生存场以直观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从这根本性的一点上说，无论谁，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无论莎士比亚、还是曹雪芹，最多都只提供一种关于人的“立体主义式”的隐喻。

1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梦想开始于15岁。在1845年24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第一本小说《穷人》，立刻引起当时俄罗斯文坛泰斗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这给了他巨大的信心。在获得初步的文学名声以后，他又参加了圣彼得堡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研读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但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引起俄罗斯当局警觉，抓捕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33名成员。在彼得保罗要塞，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数月之久，1849年12月22日，他和小组其他成员在行刑前最后一刻，被告知获得了赦免，死刑被改判为8年的西伯利亚苦役，后来改为4年，之后要再服兵役。从1849年到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十年之久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先是在奥姆斯克监狱服了4年苦役，然后在谢米帕拉金斯克——一个靠近中国边境的偏远小城——作为西伯利亚军团第七路军的一个士兵服役。1859年年底，他和结婚两年多的妻子德米特里耶维纳回到彼得堡，然后便投入到俄罗斯思想的论战中。

16、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有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快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鲁迅评)

17、第一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他选择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18、时代裹挟下的养娃军备竞赛：“每年2/3收入用于孩子报班”，还能硬撑多久

19、B、人物关系及其意识结构上的全面对话性——复调性。

20、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固然是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存在，但是却无法代表文学发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就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一度沉迷的赌博一样，固然是一种无法忽视的生活现象，而且也很容易令人入迷，但是说到底却也只不过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条歧路而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高尔基曾经尖锐的讽刺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野兽的身上发现了人性，并且把这种人性作为人的最高价值。

21、这里说的很有意思，准确地说是很坎坷和悲惨。陀氏因为参加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而被捕，后被判为绞刑，在行刑已经执行到第三个人时(陀氏列第五或六的位置)，一骑飞到宣布沙皇的特赦，陀氏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这件事给陀氏留下极重的阴影。

22、个人觉得除了上面的三部作品，《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和《地下室手记》也是比较不错的作品，不大喜欢《少年》。《少年》这部作品当时受到其他作家的批评，对此，陀氏是不肯接受批评的，怼了回去：我的作品不是写给傻瓜看的。好吧，至少目前，我承认我是个傻瓜。

2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出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

24、这个人物身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地主阶级的缩影，是一类人的缩影。

25、今天是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诞辰。

26、“人存在的秘密并不仅仅在于活着，而是在于为什么活着，如果不能认准自己为什么活着，人就不愿意活着，哪怕周围全是面包”。

27、老波克罗夫斯基口袋里塞着书跟着运送儿子棺材的马车后面奔跑，口袋里的书不时掉落，他不时捡起书塞进口袋，就这样一路到墓地。对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最悲掺的描述莫过如此。

28、其次，就美学观点而言，列·格罗斯曼在分析《少年》时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孜孜不倦的创新，在晚期作品中出现“特殊而复杂的风格”，预示着“现代艺术流派”的出现。他说：“在最后一个时期，他特别喜欢作品结构的矛盾性乃至‘怪诞’”，不求“简明易懂”，要“让读者自己去动脑筋”，他“声称自己有权创造一种特殊的、艰涩的、复杂的、别出心裁的，甚至是超自然的风格”。这很接近现代主义诗学。格·米·弗里德连杰尔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期虽也肯定美与和谐，而在作品中则远离这些艺术理想。这是鉴于他当代的特点是“丑恶”“混乱”和大量恶和痛苦，为表现这些生活内容而探求不同于荷马、拉斐尔的一些新的审美规律、形式和方法。

29、巴赫金的这种理论可能是受陀氏有关人类本质是自我矛盾的动物的观点的启发而形成的，他反过来又应用于揭示陀氏创作上的主要思维特征和水平状态，不能不说是有相当程度的准确性和深刻性的。在陀氏的小说中，作者让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物汇合在一起，对人生、世界或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主张，有时自己甚至跟自己唱反调(双影人;二重人格)，这样，每个人物的心中就是一部旋律繁复的交响乐，同时又是这个世界灵魂大交响乐中的一个声部，一条旋律，所有的人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大合唱，多重奏的交响乐。一个由个体声音组成的众响世界;一个由众响世界组成的个体世界。灵魂中的多调性世界构成了一个深邃繁杂的主观宇宙，灵魂间的多调性世界则构成了一个更加深淼难测的客观宇宙。犹如一部交响乐中的一个个声部，人类精神在层层缠绕的交织中，被推向步步深化和变幻不已的变奏，逐渐显现着人类生活与灵魂的神秘性，莫测性。而作者以此来安排人物的精神结构关系和人物间的结构关系的方法，就称之为“复调对位法”。正如施泰因格在1923年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由体系》一书中所说：“陀氏用他的‘交响乐辩证法’对当代所有的相互对抗的世界观加以系统化地整理，使它们得以实现，把思想变成了一个个单体的角色，并在最后具体化了的思想中仔细考察其中的每个单体的命运。”他在建造“世界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里，人不是自己世界观的基质和体现者，恰恰相反，人的“思想”才是人的本质。对思想和人物的音乐化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小说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列维·施特劳斯说：音乐是灵魂与肉体、空与时、感性与理性、隐喻和其他记号融合的媒体。音乐需要时间，但也否定时间。音乐把聆听时的时间变成共时态的、自律的整体。因而聆听音乐作品就是通过作品内部组织把流动的时间固定化，从而使我们接近了永恒。现代大师发现了音乐能抓住“流动的时间”的属性和表现多层次结构的能力，塑造了多个互为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无限复杂的心理宇宙：

30、我以为作家就是凭借这本书确立了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31、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在小说创作者和其创作的人物之间很难做出泾渭分明的区分，很多时候借助人物之口道出创作者自己心中的块垒也是常有的事。当地下人反复述说对自己的厌恶及其深深的内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也是在表达他这个目睹了妻子临终痛苦，受到良心谴责的旁观者的自责吗？说到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首先是一个大作家，他固然有想要表达的观念，但是在故事中这些观念因为受到语言的“浸泡”而变得柔软，并且最终和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对接上，从而让两者彼此都获益。这让他避免了那些观念先行作家的弊病，他们的小说人物僵硬苍白如同玩偶，仿佛只是为了说出作者的话而存在，典型的例证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因此，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观念的层面，更在文学的层面击败了当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可叹的是，历史往往是盲目的，在按照激进派的思路演进了一百多年的血腥之路之后，它才幡然醒悟，而这备受摧残的历史迎头撞上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悲悯的眼神。

32、苏珊：迷失于母性和妻性中的人，被男人使用过了。

33、弱势为何成为弱势，是因为有像瓦尔科夫斯基这样卑鄙无耻的地主资产阶级。

34、误入歧途与正常生活一样，是命中注定的。地下室人说，剩下的路只有一条，放弃无益的斗争，追随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看看它们将人引向何方。

3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出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

36、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们更关心的是小说里一个个具体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和残缺，像极了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

37、《罪与罚》提出了一个震古烁今的命题：人按照天性法则分成两类人。第一类人占绝大多数，是低级平凡的人，使命是维持着这个世界，增加它的数目。第二类人少得可怜，但是他们推进这个世界，引导它走向目标。第二类人为了实现他的使命，成为破坏者，都犯法，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所谓恩人或建立者都是可怕的刽子手。拿破仑不就是如此吗？自古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38、1872年，完成了《群魔》。1873年开始他创办“作家日记”期刊，很受欢迎。1880年他发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后期最重要的作品。

39、虽然他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活气较之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对的，但他仍然怀疑，

40、从主题上讲，在当时众多纪实类文学作品中，只有《死屋手记》描写了俄国普通老百姓被奴役的处境，他们极其憎恨压迫他们的贵族，准备在虐待变得无法忍受因而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用刀子和斧头进行反击。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农民——他认为，他们在反抗最残暴的奴役的不懈斗争中不屈不挠——的描述首先受到60年代初期胸怀革命抱负的俄国激进派的青睐。从纯粹艺术的角度看，《死屋手记》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文学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本书——哪怕不考虑这本书题材的独特和新颖。在《死屋手记》中，冷静客观的描述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取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创作中所擅长的对话和独白。《死屋手记》几乎没有对于人物心态的周密分析，有些成段的精彩描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外部世界观察者的能力。弗兰克认为，“《死屋手记》这些’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品质，正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喜欢这部苦役营回忆录超过喜欢他那些我们现在认为更有价值的晚期长篇小说的原因之一。”正是从《死屋手记》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地用人对自由的渴望对抗60年代一代的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对抗他们企图把这种理想与物质决定论和某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规范结合起来的具有俄国特色的尝试。

41、陀氏的小说的情节结构多由两个以上的线索构成(《卡》以阿辽沙、米卡、费多尔、伊凡四条线索编织而成;《被》由娜塔莎、涅莉和万尼亚为中心线索，集中于娜塔莎的婚变;《罪与罚》以马美拉托夫的生活困境——无路可走的人生——受罪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精神困境——无路可走的精神——犯罪为主要线索，辅以索尼亚灵肉苦难、杜尼亚人格、爱情磨难的情节，)，常以阴谋小说、作案小说、惊险小说方式(《罪》作案;《被》、《白痴》、《群魔》阴谋陷害、阴谋暗害;《卡》仇杀作案)，在精神的奔突与命运的转折跌宕之中，布下种种悬念，插入聚会、争吵、辩论、谋杀、歇斯底里的情感暴发和突然发病等急风暴雨式的横生结外的场面加以点缀，因此其情节变化突兀，神秘莫测。同时，还因故事发生的时间高度集中和大段大段地展示人物的紧张激烈的思想矛盾，因此，其作品除了具有情节上的急遽(ju,聚)陡险外，还具有高度的膨胀感，显示出一种拢千头万绪(千军万马)于一端(片刻：主人公——心灵)和刹那的集聚性。《罪》写了14天事，故事集中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作案前后的精神跌宕，灵魂出窍;《卡》故事跨度13年，却集中于费多尔被杀的三天时间。彭克巽(音逊，八卦之懦弱)在1988版《苏联小说史》中说陀氏小说善于“选择人生的一个危急时刻，在紧凑的高度浓缩的时间过程里，在漩涡般相继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展开小说人物之间的心灵对话，展开对世界性问题、人类灵魂问题的辩论。”

42、费奥尔多虽然爱好文学，但因父命难违，于一八三八年一月进入军事工程学校念书。当时他就耽于思考，在那时致兄长米哈伊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已在思考人生意义。他因当时只能“无休止地过闲适的生活”，感到“活着而没有希望是可悲的”。这是一个早就向往冲霄高举的少年的烦恼。在信中他还表示向往自由：“我只有一个目标：自由。为了它我可以牺牲一切”。也就在此信中他还写道：“人是一个秘密，要识破它，如果我一生都在猜度这个秘密，那你也别说浪费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要成为一个人。”可见他当时就已在探索心灵的秘密，而从“人是一个秘密”一语可以知道他当时已是一个心灵复杂的人。

43、184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命成为中尉，并在一年后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1843年，他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译成俄文，但并没有人因此而关注他。于是在1844年退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44、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空想社会主义感兴趣，参加了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同年果戈理发表《与友人书信选》，别林斯基撰写《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其观点给予驳斥。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别林斯基这篇文章，并寻找到手抄本在小组上朗读。1849年4月23日，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于11月16日执行死刑。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同时癫痫症发作的也愈发频繁。

45、在《死屋手记》里还很真诚地期盼新生活，还希望拥抱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彻底掉进了那堵墙后的悲剧性世界。于是，他大喊“我不能再装了”不能再装，也回不去，那接下来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全部文学活动就是答案，从那时候起，他几乎不再研究被欺凌与被侮辱式的人，他喜爱的主题是犯罪。在他最重要的两本小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都能看到他的悲剧是如何越走越远的。在前者中，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如同地下室人最初的样子。轻信的读者也许会受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了人就该受到惩罚这一观念模糊，好像以为这本小说的全部任务是在探讨对罪犯的惩罚。但在整本书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有半点责备，即便在故事结局，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未曾因为自己杀人而做忏悔。因为，在他看来，人们不是被分为善与恶，而是平凡与不平凡，由于精神局限而服从道德规则的人都被划归为平凡者的序列，而不平凡的人创造规则，他们一切可为。(《罪与罚》2223页)也许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评判是对的，确实存在这两种道德，一种为平凡的人，另一种是为不平凡的人，这里就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问预兆，是什么决定了平凡与不平凡，也就是说，谁决定了哪只羊误入歧途，变成思特里·克兰德这样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无限变体？但《罪与罚》里这个疑问只是略微地浮出了水面。直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问题才正式出现。当伊万向阿辽沙描绘自己想象的戏剧时，宗教大法官抓住红衣主教对其情绪激昂地斥责与控诉，读起来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上帝面前对他声嘶力竭地发泄一样，红衣主教让他成为了不平凡的人，让他失去了全部的快乐，他不明白为什么偏偏选中他，让他备受煎熬。在伊万与阿辽沙的对话中，他还讲了一个关于《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里的故事。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到魔鬼的三次试探。在禁食四十天后耶稣饿了，魔鬼诱惑他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耶稣拒绝了。第二次，魔鬼带他进圣城，让他站在殿顶上，叫他跳下去，耶稣也拒绝了。魔鬼又带他到了一座高山的山顶，将世上万国及荣华指给他看，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再一次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魔鬼向耶稣提出的三个问题是人类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仿佛把往后的人类史全部归纳在一起并作了预言，通过三个问题汇集了人类本性中所有未解决的历史矛盾。耶稣两手空空的走向世界，他对人类只有自由这项允诺。在荒原里，魔鬼诱惑他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只要有了面包，人类就会像顺从的羊群一样跟着他，但这意味着人将失去自由，于是耶稣拒绝，他认为人活着不能单靠面包。但现实是，人类可以为了面包丢弃自由，没有人既能拥有面包又有充分的自由。耶稣许诺的自由是天国的面包，是看不见的，但仍然有几千、几万人跟着他走，剩下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大多数人，他们不会为了看不见的东西而放弃地上的实实在在的面包。因为地上的面包能满足了亘古以来的人类的普遍需求。但耶稣视天国的面包高于一切，他认为那是人意义的体现，为了自由他拒绝苟活于世。在这里，跟着耶稣走的几千，几万人被认为是选中的人，无论是思特里·克兰德还是奎里还是这类型小说的主角，都在这个队列之中。陀氏关心的就是这些人的命运，他们为了耶稣应许的自由，心灵被搅得无法安宁，承受了怀疑、苦楚。自从羊群被打散，误入歧途以来，他们不仅没有获得自由，反而受尽了折磨，忐忑、惶惑、不幸，这就是这类人的命运，像被捉弄了一样，问题是谁在捉弄他们呢？宗教大法官对红衣主教的斥责与质疑，就在于误入歧途这类偶然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所有令人惊惶不安的生命问题都应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转入不可知的领域。这种脱离偶然性的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就像宗教大法官没有得到红衣主教的回答，而只得到对方的亲吻一样，这类问题的回应只有永恒的沉默。舍斯托夫在《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里说，

46、③、人物与人物：《罪》拉与卢仁、索尼亚、杜尼亚、马美拉托夫、大学生、

47、最后，毛姆放弃了所有的抵抗，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地前，又一次目睹了作家的脸，面对这尊半身雕像，他写到：

48、“七月初，酷热蒸人，傍晚，有个青年走出自己的斗室——这是他向C胡同的二房东转租的。他来到街上，然后慢腾腾地、仿佛犹豫不决地朝K桥方向走去。”

49、宗教大法官向上帝提出惊世骇俗的诘问，让上帝都沉默。作为虔诚的基督徒，陀氏竟然在作品中提出这样大胆的怀疑论，恐怕他自己事后也感到后怕。弗洛伊德对此评价到：小说里关于宗教大法官的描写是世界文学史的高峰之其价值之高是难以估量的。

50、第四位是上海作协新晋会员、在酗酒与戒酒之间反复横跳的脱口秀演员、诗人李诞，他在最新出版的首部中篇小说《候场》里，除了扉页引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外，《候场》正文里他还借小说主角“李诞”之口，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打抱不平：

51、陀氏缺点多多的性格中也有非常鲜明的优点，那就是他极其善良和慷慨。虽然自己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深陷严重的债务危机中无法自拔，但他对于穷人和亲戚都力所能及提供帮助。即便在最穷苦潦倒的时候，遇到流浪汉和乞讨者，他会掏出口袋里仅有几个硬币救助他们，对于依赖他的亲戚们，也倾尽所有提供帮助，不仅没有怨言，甚至达到不可理喻的境地。

52、现在这两部小说尤其是后边儿的一部《鬼》被西方人奉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宣称其有力的证明了革命的不可行性。但事实上这部小说的原型只不过是信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假革命分子而已，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是尖锐对立的。不仅马克思与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个人恐怖道路，即使是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俄国第二代平民革命家虽然在思想上与巴枯宁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他们也不赞同那些人只是搞破坏的活动。像小说《怎么办?》里边儿就用了大部分篇幅来介绍怎样建设新社会的内容。因此，《鬼》通过攻击假革命的胡作非为来否定真革命，显然是一种愚蠢而又低级下流的手法，也就不可能有多少价值。相比之下，托尔斯泰虽然也不赞成俄国的革命活动，但是在《复活》等小说当中仍然强调革命者有好有坏，总体来看品德水准还是要高过大多数人的，因为毕竟牺牲自己来拯救社会这种高风险的事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这种思想境界无疑比沉迷于政治偏见的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出太多。《白痴》倒是相对好一些，但是总体来看也不是很成功。特别是小说中极力塑造的正面人物梅什金公爵虽然热心助人但是反而害了别人，这种描写证明他作者本人也不太相信这样的正面人物能够改造俄国社会。

53、某种程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调和者，他的这种中立不是庸俗化的中庸，恰恰是一种深刻。从这种中立立场，逐渐发展到一种认知的复杂性，最后把他推到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地位，因为文学是容纳这种复杂性的最合适的载体。与其诉说观点，不如去讲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中的某种丰富的阐述性去表达那种复杂性。

54、总结来说，对心理的描写非常到位。例如通过外在事物在内心呈现的不同颜色来说明“幻想家”的感知，厉害大大的。

55、那股迫使他这样做的力量，是他的语言那无所不吃的杂食性，它最终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连上帝 、人 、现实 、罪责 、死亡 、无限 、拯救 、空气 、土壤 、水 、火 、金钱也无法满足它；于是它扑向自己 。 

56、首先，在思想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为俄国“最突出的存在主义者”，被看作列·舍斯托夫和尼·亚·别尔嘉耶夫“精神上”的父亲。美国的考夫曼在其专著《存在主义》一书中把他列为存在主义先驱之一。这些看法显然言过其实，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存在主义确有思想上的联系。最主要的是：他不仅像存在主义者那样提出人在世界上的命运、人的生存的意义、个人和社会的冲突等问题，他所认为的解决的方法也颇近似。如所周知，按照启蒙思想家与十九世纪主要思想家的人道主义观念，个人的命运是透过社会、国家、人类的利益的三棱镜来观察的，人的存在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同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的目的相联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在历史进程中如果不考虑个人的命运，那么历史也不可能有其意义和目的。他要求以单个人的命运来衡量社会进步是否合乎人道。他没有考虑到，社会进步固然不应忽视每一个人的命运，但问题是：当二者(如在社会革命中)发生矛盾时应该重视的当然首先是大多数人的命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认为首先考虑的应是个人的命运(上文有关“叛逆”一章的关于建造一座造福人类的大厦的见解，就是一个例子)。这同存在主义者把个人和集体、社会完全对立固然有些距离，但相去是不远的。存在主义对现代主义作家有很大影响，而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则几乎是现代主义作家的“共识”。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思想是让现代主义作家感到亲切的。

57、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空气也不像尼古拉一世当政时那么严酷了。1855年登基后，亚历山大二世(纳博科夫认为他是最开明的沙皇，正是在他手上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稍微放松了1948年以来实行的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这种新的自由空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打算创办一份政治文学新闻评论周刊。3年后，他为出版这样一份名为《时代》的刊物申请许可，1858年10月得到批准。1861年随着《时代》的创刊，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当编辑又当撰稿人。杂志编辑部设在米哈伊尔的住处，那是下层阶级聚居区，人口稠密。肮脏泥泞的街道上总是挤满成群的商人、小贩和工人。但是编辑部同仁们都感觉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几年时光”。当时的思想论战主要发生在激进的西方派和相对保守的斯拉夫派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在两者之间采取折中态度，既要对大部分激进青年迫切要求社会正义和政治改革的愿望表示同情和某种理解，又要坚决反对激进思想的美学、伦理和形而上学信条。这种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造成各派撰稿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保持的微妙的平衡，很快又被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所打破。这些事件把俄国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阵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立足的中间地带不复存在。

58、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工程绘图处”，对此工作他感到索然无味。他坚信自己“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工程师”。翌年便呈准退役，专心致志于文学工作。他早期曾受感伤主义影响，但更醉心于浪漫主义，在工程学校写的两个悲剧片段，就是浪漫主义的习作(没有保留下来)。此时，即退役后，他翻译并发表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意味着他转向现实主义。实际上，早在一八三八年八月九日他致兄长的信中，就谈到自己几乎读完巴尔扎克全部作品，赞叹“巴尔扎克伟大”，说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是“全世界的理智的产物”。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是通过研究性格及其在“人的心灵”中的形成来研究“人和生活”。他的转向现实主义，是他醉心于学习巴尔扎克的结果，而翻译《欧也妮•葛朗台》只是其表现之一罢了。此后不久，他就写出了处女作《穷人》。

59、1859年12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重返圣彼得堡，迅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学声望上。自从1854年离开苦役营之后，他一直如此。当时，他的作品刚刚开始再次在俄国期刊上发表，但是已经发表的三篇作品——1857年发表的《小英雄》，1859年发表的《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更别说赢得好评了。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卷本作品集的出版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当时如日中天的年轻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还就这两卷作品集撰写了长篇论文《逆来顺受的人》。直到如今，这也被认为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论文之一。在后来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激进派知识分子的论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迟迟不愿挑明和激进派的对立态度固然和其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关，部分可能也和激进派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基本肯定有关(尽管有明显保留)。1860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构思起草两本新书：一本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将会成为《死屋手记》的那一本特写随笔集。

60、当然，我们决不能因此可以不分主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相等同。不！尽管有这些近似于现代主义的艺术上的创新，就总体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许多伟大作品永远是十九世纪俄国以至全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