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哲学思想

1、良知即天性。所以天理并不是外在的抽象之旅，而是内在的本心之真诚恻坦，由此真诚恻坦之本心，昭明的自然地朗现出来便是天理。所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凌绝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王阳明哲学思想)。

2、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王阳明：《答聂文蔚二》，《全集》卷第95页)

3、在哲学方面，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否认心外有理。认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离不开心或意识；他还认为，离开人天赋的良知，就无所谓万物，人的良知是自然界万物存在的依据，所谓物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表现，精神、意识等是第一性的，万物则是意识派生的。

4、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与佛教结缘的中国士大夫，恐怕是极少数。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坚决反对佛教。但最后，韩愈与大巅和尚往来甚密。也就是说，儒家精英，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5、王阳明 (1472-1529)汉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

6、本书是王阳明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全书把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合为一体，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呈现出王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本书作为系统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专著，思境恢弘，学理精审，史料详尽，在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各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分析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思想把握上的理论造诣和文献把握上的学术功力，代表了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高端水平。本书虽集中在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但其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对整个阳明学、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皆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7、致良知，分为什么是”致“，其次是”良知“，然后才是什么是”致良知“，这其实是对古文学习的一个拆解过程，如果没有这种拆解能力，我们就是把经典倒背如流，也还只是个机械记忆而已。

8、心即理(价值存在)；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们所苦苦追求的圣人之道，就是宇宙间最高的“天道”，正所谓“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即理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简单地理解就是，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大脑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除此之外，对你来说，不存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对你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

9、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10、王阳明为“万物一体”的世界秩序建构了一个形而上的基础，他还进一步认为，这种理想秩序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那就是儒家念兹在兹的“三代之治”。“三代之治”是王阳明对于公共社会的理想和期待，体现了他的公共性关怀。在著名的“拔本塞源”论里，王阳明阐述了其对于公共秩序的根本设想：“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理想的秩序不是建立在“有我之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万物一体”的“大公”情怀之上，理想的公共生活中，人们应该以血亲伦理对待天下之人，也就是将私人性的情感转化为公共性的关怀，视人如己，视人如亲。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这样的理想社会难以建立？王阳明认为，原因在于人们忽视了“公共性”的情怀，而任由“私人性”的欲望滋长，他指出：

11、未发已发无先后之分：我们知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时，称为“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常理的，称为“和”。不管未发的“中”还是已发的“和”，只要找到其中关键的平衡点，是中庸，是天理，也是良知。

12、>就是静坐，慢慢地去清除内心的杂念，然后分辨“真我”(本心真体)和“假我”(习气私欲)。

13、无论你身处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在当下依照良心做事。久而久之，人心上的尘埃就被擦干净了，本心也就回复光明洁净，良知达到了极致，这就是“致良知”。

14、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到底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明代理学的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15、    当然与阳明先生的百战百胜的赫赫战功相比，令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创立的心学体系，我们会员都听说过“致良知”、“知行合一”，但这些概念究竟讲得是什么，它们跟以前的儒学、甚至佛老有什么关联，恐怕是众说纷纭，乃至越说越糊涂。

16、>致是唤起、体认、践行、扩充、光大、达到、实现。

17、 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致良知一个非常高的境界，知的真切，知的笃实便是行；行的明觉，行的省察，便是知。如果你真的知道一件事，他的表现就是你真的能做到。如果你能够真的把一件事做好，前提是你必须真知。 

18、>我们常说内容真理，皆系于一念之觉醒，主体都是心，离开心体，便没了圣贤学问了。如《论语》的“仁”、《孟子》的“性善”、《中庸》的“诚、中和、慎独”、《大学》的“明明德”、《诗经》的“温柔敦厚”、《易》的“穷神知化”等。陆象山所谓“六经皆我注脚”，其意就是说，六经千言万语，不过为我的本心仁体多方的印证而已。

19、    第辨是非(智慧)。这是人人具有，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就是唤起、体认、践行、扩充、光大、达到、实现。所以致良知就是要通过那些“致”的行动实现人皆有之、与生俱来的自性、本心、善根、智慧，达到万物一体、与宇宙同化的圣贤境界。

20、>也就是说我们都具有成为圣人的心体，但很多时候都被私欲遮蔽了，我们只有次第修行，祛除这些私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21、我们可以从阳明学的根本精神体会其当代意义：

22、陆象山：六经皆我注脚，这不是一句诳话，而是一句老实话。本心人体多方印证而已，就是六经说了那么多话，其实就是对本心人体的一个多方的印证，所有的都不能脱离我们的主体就是心。

23、心即理。 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

24、曹一家，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长沙理工大学d委副书记、校长。主持行政全面工作，分管学科、规划、“双一流”建设、审计工作，兼任“十一五”国家高新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先进能源技术领域专家组成员、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湖南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员、国际大学电气工程会议指导委员会委员。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共中央组织部“万人计划”第一批领军人才。

25、为了实践心中良知，王阳明一生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他说：“我的良知之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

26、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佣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盖其元气充同，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

27、    作者蔡仁厚为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师承当代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之门逾四十年。历任台湾各大学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蔡仁厚先生对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史有极深厚地研究，著有《孔孟荀哲学》、《孔门弟子志行考述》、《墨家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宋明理学》(北宋篇、南宋篇)、《王阳明哲学》、《新儒家的精神方向》等书。

28、无论是“心体”“良知”的“公共性”前提，还是“万物一体”“三代之治”的“公共性”设想，都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公共性”维度的展开，还很大程度的体现在他的讲学和为政等公共性事业上。王阳明曾对聂豹(文蔚)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这是王阳明个人心迹的表露，是他个人治学的动机的展现。也就是说，“良知”之学不是个体理论兴趣的满足，而是要用来“救世”并实现社会政治理想的，这也鲜明地表现了王阳明心学“公共性思想”的实践维度。

29、在宋明理学话语体系中，“理”具有本体论意味，是万事万物的普遍性本质、公共性根据，如朱熹认为，“问：‘万物粲然，还同不同？’曰：‘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又说，“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在朱熹看来，世界虽然表现为多样的丰富性，每一事物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多样的世界背后有一个公共的东西在支撑，这就是“理”。万事万物秉承具有同一性的公共之“理”，而后又依据自己的特性来呈现这一公共之“理”。这是程朱理学对世界普遍统一性、伦理原则普遍统一性的论证基础，对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30、王阳明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31、知行没有先后，没有谁更重要，否则就不会说合一了。知行本体”即是良知本体，也是心体。知行本体原本是一体的，它之所以不合是因为被私欲所遮蔽，所以必须有“致”的功夫使其合二为一。

32、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33、是非判断其实是智慧之心，也就是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哈哈)，好恶之心就是道德的评判标准了。道德评判，源于是非，但是是非的真理，又有不同的环境决定。社会、政治、文化等等，不要拘泥于一时、一地。人世间有普世价值观，但是又有国别的政治性，有阶级利益等，洞察智慧的人，才是识时务的人，游走于人世间，不受任何牵挂，真的很难啊。

34、古人求学，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在追求一个字”道“。什么是道呢？道可道，非常道。对于这个道，好像又不是用一句话就能讲明白的，但是基本意思就是万物之至理，德性之知。”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然后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道德，如果你去问一个人，究竟是道德，能解释出来的没几个，真正能讲明白的人，也就是圣人了，或者至少也是个贤人。儒家思想更是强调，明明德，如果你能明明德了，你就可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圣人了。

35、王阳明哲学思想，除了儒家思想外，还受到佛、道的影响，这是肯定的。

36、    王阳明刚开始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先从“格物”着手，即著名的“阳明格竹”，要注意他的格竹不是研究竹子(如观察竹子形状、生长特征、剖开竹子)，而是通过格竹来探究万物之理，当然不得其法。所以王阳明更相信陆九渊的心学，并发展出完整的心学体系。“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包括明善恶(道德)。

37、知行合一的认识论。针对当时社会言行不一的弊端，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纠正了朱熹先知后行的知行观。他认为知和行是不能分离的。知就是“良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感与判断力。

38、收敛与发散圆融为一。克服主客体分裂对立之境，达到“默不假坐，心不待澄”的境界，即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哪怕他在打仗，面见皇上，他的心永远是定的，并不需要成天的静坐了。

39、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前述王阳明诗中所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示诸生》、《答人问良知》，《全集》卷第870-871页)这些都是概括王阳明道德理想主义根本精神的话语。所以“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这正是阳明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40、王阳明认为，乡村生活中的善恶习俗，往往都体现在乡民公共交往活动中，因此，必须用规约的方式来约束乡民的公共生活，养成“仁厚之俗”，从而促成乡间公共生活的美善。“乡约”对于乡村社会成员的言行都有所规定，希望以此将“恶”绝于未萌。按照心学的话语，“乡约”是要通过教化的手段，为乡间公共生活确定规则，促使人发现自己的“良知”，并按照“良知”行事，从而实现公共之善。质言之，对于王阳明来讲，之所以要有“乡约”，是因为“乡约”关乎乡村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乡村又是天下国家之本，因而“乡约”不仅对于乡村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是国家实现公共生活教化的大事。具有“公共性”意味的“乡约”，能够较好的体现和落实王阳明的公共关怀。以“乡约”为底本的乡村制度，一般都是涉及具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条目，如王阳明制定的《南赣乡约》里就罗列了16个条目，都是具有操作性的规定，清楚明了，简易可行，对于乡村公共社会的道德维系、伦理建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落实了王阳明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教化之念。王阳明曾认为朱熹将《大学》里的“在亲民”改成“在新民”存在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大学》里“亲民”是君子“明明德”之后的公共性关怀的落实，对于“心学”的公共关怀之落实更加妥帖。由此看来，“乡约”的制定和推行，正是其“教养意”的实践体现，也是王阳明心学在落实“公共性”思想上的具体行动表现。

41、王阳明心学并不否认“理”的存在，与朱熹理学不同的是，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如果人们将“理”和“心”分开，就会导致正当性的丧失，“分心与理为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王阳明心学的基本主张是，作为普遍性根据的“理”不在人心之外，而就在人心之内，是人心的道德规定，“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人心即是天理所在，将人心之中蕴含的普遍天理彻底地落实在伦理事务中，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就认同“理”的普遍性、公共性而言，朱熹和王阳明是没有根本性分歧的。

42、第三段，是在50岁之后，圆熟化境，功夫到了纯熟之境，良知涌现做主，所以时时知是知非，私意剥尽，了无执着。所以又时时五十五非。随时随地都知道对与错，单随时随地对与错都没有那么重要。良知，就是这个时间所运作的最根本的东西。

43、这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他明确指出：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真是画龙点睛，简易直接，不偏有，不着空，直趋中道。

44、    “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在“致良知”在知和行关系上发展。“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为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即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知行合一反对那种只说不做的假道学，不行就不是真知，无疑有其深刻意义。 

45、 王阳明还宣扬“知行合一”说，但这种知行合一不是认识与实践的统而是把知与行合而为以知为行，认为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含行，行中含知。总之，王阳明的心学哲学思想纠正了程朱理学的烦琐流弊，注意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阳明学派，流行达150 年之久，其思想中包含的个性解放的因素，则为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等人的推崇。王阳明的思想在明代中叶传到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日本思想界颇有影响。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里，如《传习录》、《大学问》等。其中《传习录》最为典型。

46、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他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一语，作了与朱熹很不相同的解释。他说：

47、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48、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就本质而言，王阳明所说的“知”只是“吾心之良知”，或曰“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只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最后一个是关于阳明“四句教”的问题。这引起了弟子后学的许多纷争。刘宗周和黄宗羲对四句教提出了一些批评。也有不少人认为，四句教反映了王阳明思想的成熟。我觉得四句教应该说是王阳明的精神所在，是王阳明对致知与格物、本体与工夫关系的疏解。

49、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呜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50、此处，王阳明重点区分了“一体”与“间形骸而分”的差别，“一体”强调人与外在对象之间的共通之处，寻找人与对象之间的公共性；而“间形骸而分”强调的是人与对象的差异，并以此为“私欲”做辩护。王阳明认为，由于“心体之仁”是无分对象而展现的，对人、鸟兽、草木、瓦石都是一致的，不会因为是否同类、是否有生命、是否有知觉等而有区分，因而“心体之仁”具有“公共性”的特质，是人们以“仁爱之心”面对世界并与世界一体的根据，这是人的“天命之性”，也是人内在的“明德”。正是因为人具有“公共性”的“仁爱明德”，故而人能够将外在对象与自己视作一体，也就是说人与外在对象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人与他人、鸟兽、草木、瓦石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为世界秩序奠定了一种形而上意义的基础。由于人心具有超越时空、超越物种的公共“良知”，能够将他人、鸟兽、草木、瓦石等外在的事物与自己关联起来，以“一体之仁”去应对世界，在这个基础上，理想的世界秩序是没有人我之分、人禽之别、人物之异的，而是在“一体之仁”里实现了“世界大同”的秩序。故而，王阳明说：“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在王阳明看来，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秩序，不是外界对于人的要求，而是人的本性的内在要求，是人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也是内在心体的“公共性”诉求的完成。王阳明“万物一体”说，将“心体之仁”的“公共性”揭示出来，认为“仁爱之心”不只是满足个体心性修养，而是有着外在秩序关怀，其理想是建构一个自我、他人、宇宙万物为一体的理想世界秩序。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其出发点在于“心体”具有公共性的“一体之仁”，其目的也在于描绘“公共性”的“一体世界”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51、王陽明龍場悟道，本就是從生活經歷中悟出，來源生活，實踐於工作！教化民眾，平百年之久之頑之匪患，籌劃十餘年叛亂的寧王在陽明先生前傾刻灰飛煙滅！

52、一是良知本体论。孟子心学可以说是“仁心”本体论，但他是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叫仁学。孟子引用孔子之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又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到了陆九渊心学是理学之“心即理”派，是“心”本体论。阳明心学则是“良知”本体论。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如他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王阳明：《答顾东桥》，《全集》卷第51页)“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王阳明：《答欧阳崇一》，同上卷，第81页)第“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如他所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同上)“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以从兄便是弟……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王阳明：《答聂文蔚二》，同上卷，第95页)这里所谓“是非”、“好恶”、“真诚”、“恻怛”也即孟子的“四端”之心，在根本上是一个“仁心”，这“仁心”便是“良知”，这“良知”便是“天理”。

53、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史称“阳明学派”(又称“姚江学派”)。他的著作有《王成文公全书》三十八卷行世，被学术界评价为中国封建中世纪社会后期出现的最早的启蒙哲学。

54、《知行合一》是一本叙述王阳明传奇一生的传记。全传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复杂的外部世界就将变得格外清晰，致胜决断，了然于心。

55、我们知道，程朱理学，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也是其最高哲学范畴“理”，就是来源于华严宗所创立的一对范畴“理和事”，华严宗的第二代传人宗密，已引进了“气”的概念。二程、朱熹所使用的理、气，都是来源佛教。由此可知，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56、其《心學》精髓是知行合致良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57、王阳明一生非常重视讲学，曾认为“讲学”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业。王阳明弟子邹守益曾记述：“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便是全人。’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是全人。’”可见，虽然王阳明所立事功甚多，但在其个人心目中，“讲学”“传道”还是最具有意义的事情。宽泛来讲，“讲学”事业正是“公共性”的具体体现之一。思想家的“讲学”是一件公共事务，密室里私相授受的学问不能算是“讲学”，“讲学”应该是公开的、公共的、面向公众的一种学术和思想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思想的方式以启发和影响公众为目的。事实上，王阳明的“讲学”正是面对社会公开进行的，在其后半生履职和居家的生涯里，随处讲学，其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上至耆叟，下至弱冠，各地、各年龄段的人都慕名来听其讲学，甚至王阳明还能对聋哑人进行讲学，《王阳明全集》收有一篇《谕泰和杨茂》，就是王阳明对泰和聋哑人杨茂的一番围绕“良知”的“讲学”记录。关于王阳明公开讲学的事迹，《传习录》曾记载：“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王阳明年谱》又载“天泉证道”时的盛况：“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如此大规模的士人公开聚集在王阳明周围来学习心学思想，是当时思想界的盛景，这种学术思想的盛况也说明，王阳明的心学不是秘而不宣、个体参修的秘笈，而是要面向大众进行公开传播并冀望因此而改变社会的思想学说。质言之，阳明心学是面向“公共生活”的思想，而不是满足个人心性的“私人性”学说。清人焦循在比较朱熹与王阳明的思想时曾说，“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君子，王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通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颛愚顽梗者而强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化之，无不动者。”焦循认为，王阳明心学由于直接触及每个个体的道德感受，门槛相对较低，能够为一般人所能理解，故而较之朱子学，就更具有公共性和广泛性。王阳明的讲学事业，是心学从一种个人感悟变成公共思想的重要环节，对于当时士人的思想乃至中晚明后期社会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58、在哲学方面，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否认心外有理。认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离不开心或意识；他还认为，离开人天赋的良知，就无所谓万物，人的良知是自然界万物存在的依据，所谓物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表现，精神、意识等是第一性的，万物则是意识派生的。

59、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60、以上三变是性质的变化，就是每一次都调整了一个巨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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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在学术思想方面继承宋代大儒陆九渊，以自己的体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阳明心学一出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当时萎靡消沉的社会灌输了生机与活力。

63、蔡仁厚先生在《王阳明哲学》中，对阳明的学习地图进行了概括，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段学习地图是异质转变，第二段学习地图是同质深化。如果说第一段学习地图是他如何认识自我的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则是他如何提升自我的阶段。

64、要学习先生的“心学”你必看的肯定就是传习录了，但是《传习录》他的起点很高。一般人去看都会看的是懂非懂，所以建议看《传习录》那做准备功课的，不是胡乱什么人都能看的。我又出过修习《传习录》的必备功课这篇文章，你可以去看看。

65、传统儒家生活秩序建基于血亲伦理，甚至将原本是公共伦理都转化为血亲伦理来看待，比如将“君臣”视为“父子”，将“朋友”看作“兄弟”，有一种将公共性伦理转化为私人性情感的倾向。王阳明延续儒家的这一思路并有所转化，他在理论上将血亲伦理观念扩展到血亲之外，对他人、他物都表达出一种“公共性”的伦理情感，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又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王阳明将世界万物、天下万民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关联起来，认为其中存在着共同的因素，他者的痛即是自己的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外物之间有着“公共性”情感的存在，这种情感是儒家血亲伦理的生长与扩散。为了说明这种“私人性”情感向“公共性”情感的扩展，王阳明用“树木”为例，他说：“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抽叶。”父子兄弟是血亲之爱，是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而“仁民”“爱物”则是对世界的普遍之爱，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情感，在王阳明看来，二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自然的延续与扩展，就像树木生长一样，血亲之爱可以喻为“树干”，而普遍之爱可以喻为“枝叶”，普遍之爱从血亲之爱上生长出来，是血亲伦理的自然扩展，而血亲伦理是普遍之爱的根基与源头，二者并行不悖。可见，王阳明解决了“公共性”情感与“私人性”情感的张力，认为二者是一种既合乎自然又合乎逻辑的关系，并由此为其“万物一体”的“公共性”情感建构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合法性。

66、心即理：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们所苦苦追求的圣人之道，就是宇宙间最高的“天道”，正所谓“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即理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简单地理解就是，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大脑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除此之外，对你来说，不存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对你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

67、第一段：37-45岁之间，不断地默坐澄心----每天静静的打坐，分辨真我和假我。真我是本心真体，假我是习气和私欲。例如当你上台演讲紧张就是你私意泛滥，就是你心中充满着对于自己的关心，充满着我讲的好不好别人会怎么看我，当你私意泛滥的时候你不是凭借着本有应该的表现去做这件事，而是想歪了，脑子里在想的是跟此刻当下本该具足的实体无关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心不在焉。

68、由此，可以肯定地说，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从佛教哲学中，吸收了很多成份。

69、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