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对莫言的评价

1、对于获奖，莫言本人特别低调，他告诉所有顶他的人与骂他的人，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一个奖项而已，与写作本身并无多大关系，“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问题，最好忘掉它”，“忘掉所有的奖项是所有作家最高的选择”。他认为，“作家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人的命运，人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断”。莫言呼吁我们应该关注文学本身，他希望人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阅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作品”方面，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读书”，从大量好书中认识我们面对的共同世界与整个人类。

2、食品都是含有点有害物质的，哪有那么纯净绿色无公害？在国家质量检测标准范围内就行。文学作品也一样，他也往里面加了一点不良成分，在当时的检测范围内，就出版了，发表了，赚钱了。一不小心又被诺贝尔奖相中了，不但白馍管饱，还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莫言足矣。

3、很多人想要拜读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却始终没有读完：

4、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中国官方对莫言的评价)。

5、内容简介：莫言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优秀和最富有个性的作家之30年来在中国读者中拥有广泛的影响，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议，诺贝尔奖没有终止反而加剧了这种评价的分歧。莫言所选择和建构的文本内外的差异化话语策略，意在同时向中国与世界这两个既相关联、又有差异的语境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些指责莫言扭曲、污损中国形象以迎合西方目光的观点，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误置下的产物，也是观念狭隘的文学阐释对莫言独创性的遮蔽。借助莫言评价个案的话语分析，可以观察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处境，也为思考当代中国文学实践如何面对内外“两个世界”提供有意味的切入口。

6、2008年10月，莫言先生有过一次恩施之行。我们曾向他简单介绍当代恩施多民族文学的现状与困惑。莫言话并不多，言简意赅，他与我们促膝谈心式地陈述了两个观点。

7、宋炳辉教授认为，莫言的作品以高密东北乡为虚构世界并折射中国现代历史和现实，又以他特有的夸张感觉的方法超越现实；他的作品不乏粗鄙、丑陋甚至残暴的人物、场景与细节，但包裹着对世界的悲悯与救赎之心；他以喋喋不休的语调，及自我贬损的方式传达尖锐的批判之声；并以文本内外的话语方式的醒目反差，体现出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文学、文化语境的敏感和策略选择，莫言所选择和建构的文本内外的话语策略，正是向中国与世界这两个相互关联又有差异的语境发出自己的声音。宋炳辉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对莫言所谓扭曲中国形象的指责，把一种创造性的批判叙事，简单化地阐释成一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迎合和献媚，实际上是对西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错误移植，它客观上回避了本土社会文化矛盾与对抗，转而强调西方对于中国的话语压迫，却有意无意地迎合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

8、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同年，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

9、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评委会

10、莫言之所以敢写，也许有一点是真实的，饿怕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百姓是很饿了几天肚子的，就像现在伊朗朝鲜一样，被美国经济封锁成那个惨样子。原来我们也遭受过如此待遇的。莫言不管，他把饿肚子的账估计算在了，他认为的对象上了，反正是饿过的，为了吃饱白馍，豁出去了，大不了再接着饿。

11、我认为只有毛泽东主席可以称之为当之无愧：文豪。

12、其获奖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特定形象，而是在现实条件下，书写出他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气象。(中国官方对莫言的评价)。

13、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介绍了莫言的作品，阐述了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全文如下：

14、一百多年来，世界上共有104位作家获得这项国际性文学大奖；在这之前，因它与中国本土文学总是捉迷藏般地兜着圈子，故招来国人对这项大奖的诸多猜忌与抱怨。特别是2000年，1987年才走出国门的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健登上领奖台，更是让国人似乎看贱了这项大奖。因为中国文学界普遍认为，若撇开政治制度和语言隔阂的因素，单从文学的层面上来看，能与《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媲美甚至超出其档次的作品，在中国当代并不少见。当然，由于中国作家大多并不太执迷于这个奖项，也遭到国人的许多非议，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大家，没有精品力作，中国文学始终在低谷徘徊，未能堂堂皇皇地走出国门，中国作家对不起这个世界与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言获奖，既是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一次正名，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国人焦虑心态的一种慰安。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获奖，名至实归：这是几天以来网络等新闻媒体上一类主导性的舆论。

15、文学不是“报告文学”可以虚构，可是你绝对不可故意丑化、污蔑！一个作家也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你起码要爱自己的祖国、母亲、人民，起码懂得真、善美，要有做人的良知！这些你都不在乎、都能去虚构，去求得虚荣，去跪接西方人“赏赐”的“厚礼”，你觉得还配做“文学大师”吗？

16、莫言获奖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拉近了中国文学和世界各国读者之间的距离。中国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作品，因为语言障碍、价值观差异，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还不够广泛，一些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

17、现在西方人却要插一杠子，他们用西方人一就是二就是二的直白方式，点破了莫言要说的潜台词，这种点破，对于官方来讲是很不悦的；对于莫言，是很为难的：收下这个奖状，等于承认了西方人的解读；如果愤然退场，拒绝这个奖项，那又做了二百五。

18、莫言获奖有多重意义。一方面拉近了中国文学与全世界读者的距离。中国有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由于语言障碍和价值观差异，中国文学在国际上传播不广，一些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

19、   讲座最后，车槿山教授评议道，宋炳辉教授指出莫言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特殊处境上，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面对内外“两个世界”的矛盾；同时点明批评界忽视叙述者借由文本來叙事的行为以表达悲悯之心；再者，深入探讨了莫言的手法折射、超越甚至化解现实的维度，并以自贬的方式瓦解叙述者主体的现象；最后，以中外文学作为相对的例子，体现莫言的创作观与批评界的不对接。车槿山教授也问道，基于场域及语境的不同，倘若中国作家意识到内外世界的需求相异，为了生存的目的而放弃身为作家“自由知识份子”的艺术写作态度，当他做出某种妥协以保护自身能够自由发生，那么妥协下的事件再发生是否就使他不再是作家？宋炳辉教授答道，以文体的流变为例，不同文体可以说是在不同语境的压力下的结果，以此或可探讨任何文体的生长及创造，是否真正存在典型自由发生的案例。随后，宋炳辉教授就在场听众的发问(如何看待顾彬对莫言的批评、作家如何在“内外世界”中平衡及把握写作的动机及方法)言道，相较而言，顾彬在文学偏好上更倾向于诗歌及经典文学，且身为外国人，对于外国文学的熟悉度有限，这些皆有可能影响他的文学判断；针对第二个问题，宋炳辉教授以莫言为例，并认为他是从福克纳等许多作家中找到自己的对话方式，同时站在自己的文化立足点上，创造并转化成自己的写作方式。

20、我写的书(数量)是莫言的十倍，但看完莫言的《生死疲劳》后，我认为此子胜我百倍，我告诉莫言，我写不出来的书，希望你帮我写出来。——司马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