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人物评价

1、　　(9)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的争论》，《船山学刊》1997年第1期。

2、宁枉勿纵——商鞅谓之：刑用于将过，则大奸不生。韩非子谓之：禁奸于未萌。

3、可见，已有的制度化礼义，还需要个人主观方面的廉耻来予以甄别、巩固。那么，顾炎武所谓“耻”是指什么呢？在讨论廉耻时，顾炎武谈到一个具体的例子：

4、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日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5、　　这份对于三儒从祀极为关键的说帖是由张之洞所拟，摘取了《明夷待访录》中最为反对者诟病的几条，附以《孟子》书中的相似议论，以证黄宗羲并非自出心裁、非圣无法。由于它涉及到清末政治改革的某些重大理念，又出自重臣之手，值得全文引用在此：

6、由此可知，像顾炎武这样的著名历史人物，自身的“价值”是既定的，是一条稳定的中轴线，本于其整体的人格表现与终生志业的成败得失，所以对他们的评价，终究要以还原价值“本真”为准绳。与此同时，也必须随时关注那些上下错落的“价格”浮动，探究背后的“供求关系"，弄清其所以然。且不说抹黑或妖魔化之类的负面评价，即就推崇宣扬而言，对被推崇者的思想与人格，读懂读不懂，解说正与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严重偏离其价值本身胡言乱语者亦有之，不能不加以辨识。须记住，越是拉高调门，气势汹汹，越是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冷静处之。

7、　　(35)《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1—436页。

8、第二回 《起义》钱国华  王池良  陈  琰

9、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悄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摄兴观群怨于一沪”(评杜甫《野望》)。

10、顾炎武小时候，每年春夏温习经书，家人为他请了四名声音洪亮的士子坐在周边。顾炎武面前放一本经书，四人前面放着该经书的注疏。他先叫一人读一段经书，遇到其中字句不同的或他忘记了的地方，则与四人辩论或再记一遍。一人读二十页书，之后再叫另一人读二十页，他每天温习经书二百页。

11、傅青主一生崇尚老庄哲学，生活上与老庄也十分相似，对人间的功名利禄很是淡漠。他一生仕途不得志，似乎也不愿得志。清代康熙年间征举博学鸿词，傅青主被征入京，却拒绝在清朝为官。(博学鸿词是当时科举制度外笼络学者的手段，不限资格，凡有督抚推荐，即可到北京考试，考试通过即可任官。)后来，清廷特授其为中书舍人，傅青主仍旧托老托病，辞别归去。

12、第二是公开。顾炎武坚决反对密疏与留中。他说：“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第三也要慎重其事。他提出“立言不为一时”，所谓“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赞赏“古人重爱其言”。正如允许和听取言论是君主的职责，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发言，则是每一个人的职责。正所谓“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13、《顾炎武》这部剧，一共四回，时长两小时三十分钟，既能听到江南最美的声音，又能接受爱国思想的洗礼，可谓一举两得。陆人民希望能将这部作品推广到江苏甚至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去，把顾炎武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尤其是爱国思想发扬光大，起到更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14、一天，在朝廷做官的王士祯去他住所拜访，对顾炎武说：“先生博学强识，请您背诵一下古乐府的《蛱蝶行》好吗？”顾炎武当即背诵出来了，一字不遗，同座皆惊。《蛱蝶行》虽然只是一首仅仅五十六字的短诗，但它较生僻，要完整地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的。

15、这句话最早便是出现在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的概念，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八字成文的语型，出自于梁启超)

16、姜子牙  杨  炎  韩  非  李  冰  张  骞  

17、天不假年，亭林欲将《日知录》续写杀青(“绝笔”)之志未能如愿。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先生上马失足坠地，迅即撒手而去，实足年龄不及七十。挚友王弘撰在江东惊闻先生之殁，十分意外，深以不获抚棺一哭为憾。兹后两度赴千墩镇，拜谒顾亭林之墓，泣云“独拜荒丘凄宿草，更挥老泪问遗书”，为先生殁后的孤寂伤感。先生生前，至友、信从者固不少，亭林名声亦卓然在外，但死后，清廷对顾氏的肯定只集中于经学考据，而对其经世致用则有严厉的批评:“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迁而难行，或愎而过锐。”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有专文考证，认为在清初不管是三大儒还是四大儒的名号，都不包括顾炎武。先生世俗地位的“时来运转”，则是从道光二十三年京师何绍基等建祠、公祭揭开绪端，离先生逝世已一百六十一年矣。故乡昆山县级的建祠、公祭则还要晚些。

18、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有志于《易》。十月，王夫之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后战败。王夫之的《河田营中夜望》诗记其事。冬，王夫之至肇庆投奔永历。次年，王夫之结识了瞿式耜、严起恒、金堡、方以智等。秋，在德庆，者胤锡授所作《军谣》十首。顺治七年(1650年)春，王夫之继娶襄阳郑仪珂之女郑氏。王夫之至梧州伤永历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四月，王夫之为营救被诬陷下狱的金堡，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欲杀王夫之，被义军将领高一功所救，逃桂林投瞿式耜。八月，清兵至桂林，王夫之夫妇逃到永福，困于水砦，断食四天。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王夫之与妻郑氏，侄王敉回到衡州，避居双髻峰续梦庵，誓不剃发。顺治九年(1652年)春，李定国大败清军，收复广西。八月，李定国进军湖南，收复衡阳，派人请王夫之。王夫之有鉴于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犹豫不决，没有成行。顺治十年(1653年)李定国抗清功绩昭著，被孙可望忌嫌，李定国率部从湖广退回广西，清兵再占湖广，王夫之避居耶姜山。

19、夷族连坐—— 一人死罪，夷灭三族，株连十户。

20、孔子生于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则所闻也，隐、桓、庄、闵、僖则所传闻也。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远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互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阙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公子益师之卒，《鲁史》不书其日，远而无所考矣。以此释经，岂不甚易而实是乎？

21、在明末清初时代，顾炎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非常高，被后人誉为“一代宗师”。在顾炎武清贫的一生里，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他才能成为博学洽闻的人才，并在多个学科领域都达到较深造诣。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是很有开创性的，这也是其能成为博学多才型人物的重要原因。在明末清初，顾炎武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这与其经世致用观念息息相关。

22、　　(8)赵启霖：《请将三大儒从祀孔庙折》，《赵瀞园集》，第5页。

23、优秀文化对于提升一座城市的软实力极其重要。作为新江苏建设的排头兵，昆山的经济发展走在前列，文化也要与之适应。“顾炎武”作为昆山特有的文化资源，理应得到更好的开发与利用。随着昆剧《顾炎武》、中篇苏州弹词《顾炎武》等优秀艺术作品的陆续亮相演出，顾炎武的伟大思想将在这个时代得以进一步发扬，让千灯“亭林故里”“曲艺之乡”的美誉更加深入人心。

24、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男权社会，他将目光投向弱势群体，关注妇女病痛，开创了妇科治疗的一代风气。

25、　　(19)《法部尚书戴鸿慈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4—5页。

26、最后，我们还是回归医学。给大家奉上一个有关傅青主的医学彩蛋：现在我们到书店，可以看到两套医学书，一套《陈士铎医学全书》，一套《傅山医学全集》，这两套书相当多内容都一样。到底是谁写的呢？这两者又有什么关系呢？

27、以下内容整理自顾德希先生在读书会上的分享，有删改。

28、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但是无论当权者，还是一般官僚及士人，对于清廷立宪的诚意和前途都有诸多疑虑，还有不少人或者出于学术立场、或者出于利益驱动，对立宪及其他各类新政措施持反对态度，改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向的阻力，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立宪的主持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代表新型政治理念的先儒进行表彰，有助于表达政府对于推行宪政的诚意，有助于消除各类异议人士对政治改革的疑虑。而顾、黄、王三人在晚清的形象恰恰建立在其政治主张的基础之上，这些主张又被解释为与某些传入的新思想“暗合”，甚至被当作中国早有此类思想的明证，因此三儒的从祀也就被认为是政治变革的表征了。

29、崇祯五年(1632年)王夫之中秀才，湖广提学佥事王志坚欣赏王夫之才能，荐其入衡阳县学。与长兄王介之、仲兄王参之赴武昌参加乡试，均落第。跟随叔父王廷聘学习作诗。王夫之被湖广前后两任提学佥事水佳胤、王澄川列为岁试一等的第一名。后，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王参之参加乡试，皆落榜。在归途，王夫之作《荡妇高楼月》，无限惆怅。

30、康熙二年，名士顾炎武为反清复明，寻访英雄豪杰，在太原找到傅青主。这两位大师为了给反清复明提供资金便利，创造出了一个转运资金的组织——票号，这便是后来通达天下的山西票号的缘起。票号，类似现在的金融机构、信用机构。你看，诸多学问成就之外，傅青主还可以再加一个身份，金融专家。

31、此外，顾炎武法哲学的一个特色是比较重视制度的作用，且指出制度对于风俗的保障。他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缺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顾炎武谈制度，首先在于制度是基本伦常价值的载体，所谓“非器则道无所寓”。如上所述，顾炎武一贯反对把精力放在研究心理活动上，而认为规范的具体内容十分重要，即“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因此，他特别重视《周礼》《仪礼》，而非更加抽象的《礼记》。他说：“《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又说：“三代之礼，其存于后世而无疵者，独有《仪礼》一经。”规范的具体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仅限于基本伦常的两个价值。他说：“‘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所谓“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称也。此所谓‘君子而时中’者也。”如此，以制度为教育的内容就成了帮助人们学习规范，推广伦常的必然。顾炎武说：“《乡d》一篇，皆动容周旋中礼之效。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这便是顾炎武所谓的“以礼为教”。他直白地说：“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礼，其何以拨乱而反之正乎？”可惜的是，历史的实际是包括朱子在内的先贤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顾炎武总结：“南渡以后，二陆起于金溪，其说以德性为宗，学者便其简易，群然趋之，而于制度文为一切鄙为末事。赖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礼》之书，而卒不能胜夫空虚妙悟之学。”于是乎，“礼义沦亡，盗贼竞作”。

32、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33、小说中，傅青主一派宗师形象。出场介绍是这样的：“有一个三绺长须、面色红润、儒冠儒服的老人……老人名叫傅青主，不但医术精妙，天下无匹，而且长于武功，在无极剑法上有精深造诣。” 

34、他制方严谨，由他配伍的很多方流传至今都很好用，如治疗带下的完带汤、易黄汤；帮助妇女产后恶露排出的生化汤。生化汤这个方非常出名，西医产科都会拿来用，甚至形成了规范，规定在产妇产后，统一发生化丸服用。

35、傅青主画风近乎八大山人，他的画作，不管山水，还是梅、兰、竹等其他，皆古雅入神。《画征录》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

36、DOI：19563/j.cnki.sdfx.200005

37、　　(32)《内阁中书王在宣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16—20页。

38、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的。

39、　　(59)仅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为例，一个月内就有各省士民、请愿代表及预备立宪公会等共七批通过都察院呈递了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见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40、　　(3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96页。

41、只此以上成就，听来已够牛了吧？但若仅仅如此，那不过还是一代大学者而已。

42、　　(41)《大理院正卿张仁黼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15页。

43、对于书法艺术理论，他也有见地，提出“四宁四毋”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个观点对后世中国书学界乃至整个艺术领域都影响深远。

44、如果仅仅是这样，似乎顾炎武也没有太超过前人的见解。有趣的是，他还注意到风俗之美，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满足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逐利之风就无法得到遏制。他说：

45、在顾炎武法哲学中，政治秩序的基础是制度，制度的基础是风俗，而风俗的基础则是基本的伦常。所谓：“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而孝弟，人伦之本也，慎终追远，孝弟之实也……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

46、　　(38)《御史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46—347页。

47、黄宗羲继承了儒家及淳于越的政治主张，明确反对中央集权的皇帝制。

48、黄宗羲这时候干什么呢？这时候的黄宗羲正在建立“世忠营”，打仗呢，誓死反抗。到了后来，实在打不过了，就去隐居了，山林里一藏，作学问，反正不给你清朝干事。

49、　　除了新官制的争论，开国会也是预备立宪中引起广泛争论的重大关节。胡思敬对于国会同样深恶痛绝，他说：“立宪之法，以位予君，以权予内阁，君不负责任，责在总理大臣，又设国会以监督之，会d寻隙相攻，总理辄引身而退……君子而充议员，d孤力怯，将屏息而不敢出声，小人而充议员，上藉抵抗官长之力，即下可鱼肉乡愚。”(38)胡思敬认为，朝廷对于日甚一日的国会请愿风潮处置不力，只是“设为淟涊之词以相笼络”，他要求“明降谕旨，宣明国会以下劫上，长奸堕威”，以后凡有渎请召开国会的，“付所司按治”。(39)既然如此，那么胡思敬对黄宗羲“公是非于学校”的主张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也就毫不为怪了。他引《明夷待访录·学校》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话，称“今日内外学堂，电奏络绎，淆乱国是，干涉政权，遂援此为口实”；又引《原法》篇“吾无天下之责，则吾视君为路人”的话，称“今日虚无d派，藐视君亲，平等自由，不受羁绊，遂据此为公理”。不仅如此，在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的时候，“世推为南雷再出”，显见黄宗羲才是“康梁乱d”的始作俑者，此时如果将其从祀，“海外d徒或疑廷臣提倡异学，跋扈飞扬，将益肆然无忌，此岂朝廷福哉”！(40)

50、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王夫之惊闻永历帝在昆明亡，李定国、李来亨先后殉国，悲愤至极，续作《悲愤诗》一百韵。二年(1663年)六月，王夫之作《遣兴诗》七十六首、《广遣兴诗》五十八首，号一瓠道人，修《尚书引义》六卷成。三年(1665年)新年，王夫之写《和梅花百咏诗》。中秋，王夫之作《王百谷梅花绝句》。王夫之重定《读四书大全说》。

51、　　与此前争论双方的论述不同，这次最后的对决已经不再以“道统”、“传经”等从祀孔庙的传统标准为言，甚至也较少涉及学术问题的评价，双方争论的焦点完全集中到三儒学说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尤其集中于《明夷待访录》在宪政中的位置问题。学部侍郎严修等为黄宗羲、顾炎武辩护的奏折中说：“近时新政多所更张，以二儒之遗书证之，如尚兵学、崇教育、罢科举、通军民、重宰相、用辟召、破资格、设乡官、复两汉三老啬夫之职，所谓甄采各国之良规者，二人实先言之。”(61)严修属于积极推行宪政的一派。同样是“复乡官”，同样是“重宰相”，他认为是黄、王应予从祀的根据，胡思敬则以为是二人的缺陷所在，双方在从祀问题上的立场根源于其对于新政的不同态度，于此昭然若揭。

52、正因为如此重视这种千载之名，所以才要广为传颂，使之成为历史经验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千载之名超越历史语境，才可以甄别历史经验。二者相辅相成，“故名节以之而立，学问以之而成，忠义之人，经术之士出乎其中矣”。

53、前人的历史经验中本来就包含诸多矛盾因素，足够复杂，可供今人参考。如《诗》，则“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如《易》，则“《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其义，处世自有主张”。所以顾炎武断言：“人苟徧读五经，略通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为声利所迷而不悟耳。”此外，在规范判断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前人的历史经验作某种程度的类比和引申。此处重要的是“举隅”。顾炎武说：“学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可尔……夫子作大象，多于卦爻之辞之外，别起一义以示学者，使之触类而通，此即举隅之说也。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若但解其文义而已，韦编和待于三绝哉！”“举隅”当然不是自以为是，还是根据前人历史经验作出的发展。顾炎武曾谈论周武王对待周文王的成法是十分尊重的。他说：“文王之孝可谓至矣。‘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忧、复膳之节皆不敢有过于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后人之立意欲以过于前人者，皆有所为而为之也。”又说：“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但是对前人完全没有发展，可以模仿也是注定要失败的。顾炎武批评一个友人说：“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54、非中医界人士知道傅青主，大概源自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

55、其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56、《顾炎武研究文集——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

57、君主必须牢牢钳制刑法——韩非子谓之：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杀之柄。

58、不罪无辜——孔子又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59、　　(6)赵启霖：《请将三大儒从祀孔庙折》，《赵瀞园集》，第4-5页。

60、　　(1)何冠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庙始末》，《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户华为：《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秦燕春：《晚明三大家从祀两庑始末考》，《中国文化》第24期，2007年5月；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的争论》，《船山学刊》1997年第1期；户华为：《船山崇祀与近代湖湘地方文化建构》，《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61、　　由于王夫之曾在光绪四年及二十一年两次请祀被驳，顾炎武、黄宗羲也有一次请祀失败的先例，因此支持者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化解此前驳回时的理由，重新树立三儒合乎从祀标准的形象。法部尚书戴鸿慈举出雍正二年曾驳回韩琦请祀、而咸丰二年又予以从祀并且上谕特别指出“无违宪庙之旨”的例子，指出其原因在于咸丰时洪秀全作乱，亟宜表彰风节之臣，而如今“当学术庞杂之际，经学续绝之交，d派争鸣更甚洪逆”，不可不“示之以标准，以挽其狂澜”，即使质之昔日议驳诸臣，也不会有所异议。(19)事实上，从事件后来的发展看，“昔日议驳诸臣”已无人参与，而昔日的坚定支持者中却有一位改变了初衷，成为三儒从祀最大的阻力来源，这一点在后文将有详述。

62、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经验和规范认识是统一的。以《易》为例，顾炎武认为：“圣人所闻所见，无非《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者也。”那么，熟悉了这些“故”智就可以真正言规范(“性”)言判断(“逆数”)。顾炎武说：

63、　　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从这个案例中看到，在面临政治巨变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象征可以调适到何种程度，甚至被寄予了推动新型政治体制顺利展开的期望。进一步说，传统的思想资源自有其自我更新的能力与愿望，政治变革的失败也许更多地要从政治层面寻找根源，而非一味归咎于思想与文化的历史传统。

64、在2019江苏中秋戏曲晚会上，著名昆曲演员杨阳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顾炎武》选段！

65、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客居山西的顾炎武有心还乡，启程时却因年老体弱，摔下马背！临终的昏迷中，他回忆平生：南明灭亡时他面对绝食殉国的嗣母，发下“誓不仕清”的誓言；他因“反清复明”身陷文字狱，却因《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未成而不敢轻生；虽然自己坚持要做明朝遗民，却将唯一的弟子送进清朝“博学鸿儒科”的考场；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顾炎武向少年康熙解读生命叩问：“何谓亡国，何谓亡天下？”……

66、　　三儒从祀孔庙12年后，前清礼部侍郎郭曾炘整理旧箧，发现了当年他为此事上奏的疏稿，有感于中，发而为诗。他先称“梨洲倡民权，船山区种族，匹夫任兴亡，亭林志尤卓”；又回忆当初从祀时的争论：“礼官议从祀，抗疏纷抵触”；以及自己的态度：“吾独不谓然，反复再补牍”；接着以“魏公始扶汉”一句以曹操喻尚为清廷效力的袁世凯，“杜断破群疑”则以杜如晦喻坚持应将三儒从祀的张之洞，证实了当日请祀得到了两人的支持；可是，三儒从祀一个月以后，光绪与慈禧相继死去，三年后辛亥军兴，“诏墨犹未干，呜呼旧社屋”，所以不仅三儒“豚蹄何足歆”，而且“煌煌宣尼宫”也“行见茂草鞠”，令作者泫然泪下。(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