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谁的学说

1、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2、这就是儒家的两大弊端。针对这两大问题王阳明就提出知行合心外无外的观点，实际上是借用了佛家的一元论来正本清源，给儒生一条可以实践可以学习的道路。(王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谁的学说)。

3、  在今天世界格局发生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际，我们对阳明心学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优越性，深刻洞察中华文化的走向和趋势，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底蕴与博大，从而不忘本来，走向未来，增强自信，保持定力，从而在当今世界中站稳脚跟，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4、王阳明心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5、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在于“格物”。他把“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感觉。

6、王阳明认为，人心有的好色、好名、好利之心，并不是缘起因果生成的，而是平时实存于内心，因为与外物感应而显。而自心本体，同样也是除欲而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这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7、他曾是个不愿出世的孩子。母亲怀胎超过十月，于一夜梦到五彩祥云落于屋顶，是日诞下了他。如今他仍然不愿说话，直到有一天一位游方僧人来到竹轩门前，摸了摸他的脑袋，轻叹一句，好个孩儿，可惜道破，随后飘然而去。祖父顿悟云乃说话之意，于是取论语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守仁。不知是不是天意，他自此突然学会了说话，开口能诵祖父竹林里读过的辞章。后日立言，开端若此。

8、儒家的“天”类似《道德经》中的“道”，如《诗经》里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里“天”能生人生物，如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也如西方的人格化的上帝。

9、卓然不变的豪杰之士往往带有某种狂者气象。王阳明本人常常以“狂者”自命。儒家的做事原则是“过犹不及”，为人处世达到中庸和谐的效果往往是终极目标。但孔子也曾有狂者进取的感言，王阳明就是以狂者进取作为践行者。因为狂者崇尚真实，自信本心，没有任何矫饰，亦不为外在的毁誉所左右。他不仅拒绝迎合他人、随波逐流，而且敢于向世俗挑战：“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全集》第784页)，这种掀翻天地、冲破束缚的狂者，以具有顶天立地的气概，它可以看作是对独立人格的形象描绘。而这种卓然独立的“狂者”形象正是书法创作者的参照物。很鲜然，只有狂者才能向前推进。难道不是吗？王羲之的嬗变，王献之的开拓，颜真卿的“过火”，张旭的颠，怀素的狂，米芾的诡谲，黄山谷的放纵等等，那一个不是狂者进取的实践者？到了明末清初时，由于王阳明心学的普及与推广，一些有见识的书法家以“穷天下之理，应知反求诸其心”(《传习录》中)和“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下)的主观能动的“独知”思想的影响下，不拘一格，独具匠心，卓然另立，各抒己见。

10、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

11、1508年春，王阳明抵达龙场。龙场地处贵州西北的修文县，当地山峦起伏、交通不便，是少数民族群居的地方，对王阳明来说，不仅语言不通，而且生活环境相当严酷。据载，王阳明当时为自己制作了一个石墩作为暂住之地，每天默坐，以求达到“静一”之心境，并将“生死一念”置之度外，常常心中默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问题，其实是向自己的内心发问。最终，王阳明在某一夜突然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此即史称“龙场悟道”的内涵。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个字，却预示着王阳明自此以后在思想上与朱子理学分道扬镳，开始创建属于自己的思想世界。事实上，这八个字已经全盘托出了王阳明学的第一命题：“心即理”。换言之，所谓龙场悟道也就是对“心即理”这一心学命题的根本觉悟。

12、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盖起了一间房子，后来这个房子漏雨了，有人把房顶补好，再后来这个房子墙裂了，有人糊好。有一天这个房子实在撑不下去了，有人推倒重建。

13、致良知的修养学说。良知人人都有，致良知就是让人心回到“无善无恶”明洁的本真状态。其实也是强调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觉”境界。

14、王阳明的思想，并不是他凭空创造的，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从宋代继承下来的。宋代的陆九渊陆九韶兄弟便已经提出了心学的基本观念，并且在鹅湖与当时的理学大师朱熹进行过辩论。王阳明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并且将朱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与之融合，借鉴了佛家的某些观念，最终揉合成了所谓的“阳明心学”。原汁原味的王阳明学说，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当时的社会，而他的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距离王阳明的思想已经偏离得较远)，的确在观念和行为上冲击了当时社会的“正统”，颇有开新风气的意思。

15、晚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认为＂良知＂是人心中固有的道德和是非观念。＂致良知＂就是要通过内心的省查存养功夫，保持良知不丧失，让天理良心常在，就成为好人了。他想借助道德教化的力量，加强对人心的控制，以换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王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谁的学说)。

16、八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7、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

18、修文“王阳明纪念馆”内的王阳明坐像(本人摄)

19、(2)唐代楷书步人盛世，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具特点，分别被称为欧体、颜体和柳体，成为后人学习、临摹的范式。

20、(3)卢梭还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

21、　　南昌人特别懂未来，知道要走向世界，要走向未来，就要回望历史，珍惜传统，找到自己的命与魂，留住自己的历史记忆，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培植好自己的精神沃土，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这样，才有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底气、定力和自信。

22、其王阳明在教学上一再强调“人要随才成就”(《传习录》上)，虽然继承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方法，有其相同的一面，也有其不同的一面。孔子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秉性和特点进行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达到孔子所要求的比较一致的行为规范。而王阳明先生的“人要随才成就”是根据个性的千差万别，不采取一般的模式去强求一致，而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遗传基因和不同爱好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使其向各自理想的境地发展。人格的培养应该根据个体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个性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果仅仅以普遍的理性规范加以约束，则难免抑制个体的创造性和内在活力。“人要随才成就”，这在艺术多样化创作的个性培养上是极其重要的手段之一。

23、(2)主张君主立宪制，权力分属议会、君主。

24、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25、第三是“真知行”，即“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也就是说，心不待存而自存，知不待致而自致，好善恶恶都一如天性一般，这也即是圣人工夫，所以阳明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即是圣人。”

26、故而，他们能为了一个目的隐忍二十年(徐阶)，当孙子当木偶毫无尊严的阿谀奉承，拍马吹捧(张居正)，他们能当面答应，转身就翻脸，背信弃义毫不犹豫，他们打倒敌人，会一直踩到死，毫无恻隐之心。他们都是最资深的阴谋家与政客，因为阴谋往往是实力不够时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但他们和阴谋家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知道自己用阴谋的目的是惩恶扬善。

27、于是，人作为物质演化的衍存序列中终末产物，自然的宇宙观不断变化，人伦的道德观也时时更新。“理”在变，“心”也在变，实际上“理”和“心”是一回事，“理”是“心”中的“理”，“心”是“理”塑造的“心”，只不过，朱熹把人的先天知性本能和后天理性观念分而视之，而王阳明把二者合为“一心”——实际上还是理性压抑了知性以后的“心”，还是接受了“理”的“心”。

28、重要的是，作为直接的道德判断之主体的良知必具有自知自觉的根本能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般，更无须倚傍他人或凭借他力，只要一念萌发，内在良知即刻启动，便自能知是知非，一切善恶更是瞒他不得。关于良知自知的这一特性，王阳明又称之为“独知”。他有两句著名的诗句，生动地表达了这一观念：“良知即是独知时”，“自家痛痒自家知”。正是基于良知自知或独知的理念，故道德行为的是非善恶最终唯有依赖于良知自知的判断，而无须诉诸外在种种人为设置的规范。换言之，外在的社会规范终须经过一番心体良知的审视才能有助于道德行为，而道德行为得以施展的内在动力就在于心体良知而不是出于对外在规范的屈服。要之，王阳明学的良知理论，极大地突出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主动性。

29、在这恢弘沉重的历史感与使命感面前，才敢谈什么是阳明心学。心学弟子也是在典籍前发下过“为天下”恢弘誓愿的那批人。王阳明首先是读着儒家学说长大的儒家弟子，然后在儒家根基上开宗立派。他的所做所为，目的在黎民，在百姓，在修齐治平，他的继承人如徐阶，张居正，又哪个不是为天下奉献一生的人。

30、也就是说，儒家最精深的追问不过对人道或人性的拷问，稍微深刻一点的老子还会从天之道去寻求人之道之渊源，而儒家的人性直接就是“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自然涌现，对于“物则”或“人性”的逻辑内涵没有丝毫的解读，对于“社会规则”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31、卢梭：(1)“社会契约”论;(2)“人民主权”说。

32、(4)清朝前期，安徽的徽剧戏班进京演出，风行一时。

33、所以，阳明心学的本质就是把儒家理性的道德教化和先天感性所得、知性本能，乃至心灵本体全部归为“一心”(其实整个精神存在其感性、知性、理性本来就是一体)，认为那就是完善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最高的理性道德本身就是心灵本体的完整显现。当然，王阳明对于精神世界(即“心”)的逻辑规定完全没有西方的那种论证和了解，只是模糊而直觉的认定“心即理”、“天理即人欲”(其实最淳朴亲缘氏族社会中其人欲并不包含封建社会后衍的“天理”，“天理”只能是当下人的精神追求)。所以，拥有完善精神世界的人自然尊儒家仁义礼智信之理念，行儒家之忠孝节义之行，择善固执，止于至善，是为圣贤！

34、王阳明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35、　　十月中旬，王阳明在南昌府港口南浦码头上岸，“南浦”就是唐代王勃《滕王阁序》里“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中的“南浦”，它是洪都八景之一。

36、反过来，我们上面也已经证明过，王阳明所说的道体，恰恰是一个实体。佛教所反对的实体，事实上是一个概念的实体。就是说，这个天也好，这个道体也好，如果它不是事物的空性光明真相，而只是一个人造作出来的概念，尽管它是抽象的，它所指的也是一个实体。我们看王阳明在讲到天的概念，就知道，那是一种超越性的概念。因此它所包括的“无方体”，是指这个概念不能用庸常的概念来代替，所以它不是佛教所说的空自性。

37、　　第二天，王阳明朝拜了孔庙，然后在孔庙的明伦堂讲《大学》。那一天，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是人，堂内都挤满了，还有很多人挤不进去。王阳明慢条斯理地讲着课，那时没有麦克风，他也不会声嘶力竭地广场演说，所以，外面的人什么也听不见，但没关系，他们看到王阳明就亲切，就高兴。王阳明和南昌人有感情呀。

38、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人所固有的。但是，良知会受到遮蔽，有人明知善恶却昧着良知为恶不善，“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

39、“修道之谓教”指从亲缘氏族社会或部落联盟中增长出来的当时的封建社会，随着后天社会环境的复杂化，需要越来越多的理性规范；尤其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下资源固定而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化，而集体化的农业文明形态也同样需要更多的人伦文化的疏导，故国学的理论范式都以人伦为中心，儒家之“教”以修身为本,修的目的就是让人合乎社会规范。须知，人类基因主导的知性本能有其自私性，首先满足的是个人求存，是个人意志与自由的彰显。所谓“教”或“修”，都是为了遏制人私有制下人的贪欲，让个人与社会能够和谐为一体，更好的稳定存续。于是，在社会规范的善恶标准下达成“有善有恶意之动”。善恶是不同社会形态下相对价值观的彰显。所以，也就有了接下来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40、陆王心学作为宋明理学的主要流派之而从经学发展的角度讲，陆王心学亦是宋学的重要派别。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之就是哲学与经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陆王心学也不例外，他们的哲学与经学往往是相连的。

41、(3)明朝时候，江苏昆山一带形成的昆曲，流传甚广。

42、根据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极大地提升了道德主体的地位，而此道德主体即良知心体，是道德实践的动力源泉，也是道德实践得以可能的依据；进而言之，良知心体既是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同时也是绝对的理性标准，因为心即天理、良知即天理；正是由于理内在于心而与心为同一存在，故而自己的“本心”或“良知”也就具有了普遍性、绝对性。

43、心学是在儒家的土壤之上高屋建瓴，没有儒学的基础盲目推广心学只能造就腹黑的投机者与阴谋家。在没有广泛儒学基础的地方，每个人的使命都是赚更多的钱。心学这么危险的学说，如果稍微忘了点“良知”，稍微少了点“使命”，就会变成一把好人变坏，理所应当去作恶的无比锋利的哲学之刀。

44、王守仁在二十七岁方进士及第，进入官僚系统，先后服务于工部、兵部、刑部，因为在故乡曾居于阳明洞，时人尊称他为阳明先生。承蒙声誉日隆的状元父亲的提携，仕途顺风顺水，一派锦绣前程。安定的一切都因九年后一场不计后果的仗义执言而永远失去了。当时八名勇敢的青年官员上疏弹劾掌权窃国的大太监刘瑾而接连下狱，王阳明曾以言官为己任，此时便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向皇帝上疏陈情以期营救，结果被并案查办，杖投入大狱，贬官流放。出狱后，进士王阳明左迁蛮荒瘴疠之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做一名普通的驿丞。

45、王阳明认为，知行问题与其说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毋宁说是实践论或良知学的问题。因为，所谓“知”就是良知，所谓“行”就是致良知；不可能存在游离于良知存在之外的所谓“知”和所谓“行”。换言之，知行都必然在良知本体的笼罩之下，都必然服从良知本体的指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提出了“知行本体”与“知行工夫”的概念，并坚持两者“原是一个”而不可“分作两事”的观点，所谓“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就是这个意思，强调行即是知，知包涵行，知行成了互涵互摄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王阳明看来，“知行”二字是“就用功上说”的——即从实践领域而言的，而“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意谓良知是“知行”的形上依据。

46、王阳明是借助一元论的思维方式，但根基还是儒家的，他提出以“四心”为根基，不断壮大即可。日日清其私心，一日不可放松。这有些类似神秀大师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在禅宗看来是执了。当然慧能大师当时作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实际上也是执，是执空。所以当时五祖拿鞋子将慧能写的擦掉了。

47、(1)彩陶画：《鹳鱼石斧图》是其中的杰作。

48、(3)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时期的朱熹，成就最为突出，所以“理学”也称为“程朱理学”。

49、王阳明的一传和再传弟子，对于佛教或是仍然采取排斥的态度，或是矮化佛教主张“三教合一”，没有抛弃阳明心学核心的东西。王阳明的高弟王龙溪就把佛教看成是异端：“异端之说，见于孔氏之书……至于佛氏之学，遗弃物理，究心虚寂，始失于诞……”及至大儒焦若侯，认识到了王阳明对佛教的偏狭之见，对佛教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并亲自解释佛教。可是，他的肯定，却是“三教合一”从而矮化佛教的肯定。我们谈三教合比如说儒学与佛教合可以说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等是学佛的重要人格基础，但是如果是从心法上合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佛教的心法，就是空性智，这是独一无二的，唯佛所宣，非外道所有。因此心法方面的合实是对于佛教的重大侵蚀。他说：“佛虽晚出，其旨与尧、舜、周、孔无以异者，其大都儒书具之矣”又说：“学者诚志于是道，窃以为儒释之短长可置勿论，而第反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即谓非梵学、非孔孟学，而自为一家之学可也。”

50、首先王阳明的“心”与“情”有着密切联系，他常常将“乐”视为心的本体，以为“乐”是心之本体。我们知道，中国美学的一个根本主题是“礼乐”传统文化，“礼”从外在方面来规范，“乐”直接诉诸人的内在“心”、“情”，两者相辅相成。王阳明这里的“乐”更加注重情感的渲泄之功用。《传习录》上记载“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既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这说明只有在当哀则哀，当悲则悲时，主题情感才会有一种渲畅之乐。颜真卿在疾书《祭侄文稿》时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的“乐”。徐渭把它发展到了极致，朱耷则把悲伤用一种简约冷峻的形式表现出来。王阳明的“乐”就在于内在的情感得到自然的渲露和展示，避免对情感的过度强制，并使之在主题意识中得到适当的定位，而这个“乐”正是书法创作中一种自然地不受任何强制和扭曲的恰当心态。不管是悲是喜都可以用书法这种艺术形式把它抒发和渲露出来。这便是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的一种表现形式。

51、我们暂且抛开王阳明心学中的一些观念不谈，单就与书法艺术创作有直接关联的理论思想作个简单地阐释。

52、王阳明以良知为人的基本德性、道德本心，而此本心直接就是天理，认为人的道德知识必然伴随道德行为，良知自知、良知自觉既是良知本体的基本特质，同时也表明良知本体与良知工夫必然是合一的。这就使得王阳明学的心即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心学体系。特别是“知行合一”理论，已经成为儒学思想的重要传统，而且从世界不同文化传统来看，也可谓“知行合一”既有中国本土的思想特色，又有普世意义。

53、推究本体，王阳明事实上与朱熹是一样的，就是导引出一个神化了的概念：理。这个理就是上面讲的“道心”。而这个理，并不是佛教所说的佛性。所以他讲的染净一心的心，在这里成为没有人格的“神”，它是实体的，它的实体性主要表现为：主宰、恒一。他说：“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是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这个主宰不仅可以主宰“气”，人也是因此而生的。这个观点与佛教是不同的。佛教认为人由五蕴聚合而成，是缘生而非主宰生。人的心的活动，是人的意识分别，而不是气。

54、知行合一的命题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次年(1509)首次提出的，他所针对的是朱子学的“知先行后”说。在王阳明看来，如果按照知先行后的说法去做，不免将知行割裂为落入终身不知亦终身不行的怪圈当中，最终导致“知而不行”的危险倾向。而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危险的思想倾向，用王阳明的话来说，知行合一的理论可以起到“正人心，息邪说”的重要效果。

55、(1)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

56、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57、龙场悟道次年，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命题，表明思想趋于成熟。不过，王阳明当时还没有拈出“致良知”这一思想口号，这要等到他四十九岁时才正式提出。然而根据王阳明晚年回忆，“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可见，龙场悟道已包含良知思想，只是在理论上得以成型，建构起一套致良知学说，则尚需一些时日。

58、儒家经典《中庸》的开篇也略有纵向的一点点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