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梁启超的学生吗

1、他不仅熟读中国经典，在上海南京时也熟读西方学术，对西方日本改革历史很了解，每次大变法，权力重新划分，难免伴随流血冲突。

2、告白：首先维新感谢你看到了最后，这篇文章说是动用了“洪荒之力”也不夸张，除去查资料的时间，写作编辑也弄了将近15个小时，连续好几个晚上。然而维新相信，就算只有一个人认真读完，并心有所感，那么我便不白写。谢谢你们。

3、正在此时，他却接到了去京师就职的诏书。谭嗣同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很高兴，在6月20日写给妻子李闰的信中说，自己是“绝处逢生”了，可以借此摆脱筹办焙茶公司的俗务，而去更为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由于推行变法，必将遇到重重阻力，他感到吉凶未卜，因此在临行前再三嘱咐妻子要“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悲无喜，听其自然”。他对变法的前途不敢乐观，怀揣着这种惊喜而又疑虑的矛盾的心情，他踏入了沉寂的国都。

4、与谭梁二人“连舆接席、一日不离”的吴樵，不光是个被谭嗣同评价为“童年即精算术，若由天授；元代微积，不师而能谈；几何条段，如出掌而目数其指”的数学天才少年，也不单是个被谭嗣同形容为“体貌甚伟，有仪可象，骨开张而气沉肃，目精炯炯然”的英姿飒爽少年，更不仅仅是个被谭嗣同赞誉为“则莫不争愿其共治事，可谓才士也已”的传奇无敌少年。抛开这些浮夸的形容词，真实的吴樵其实是个敲可爱以至于被人“欺负”的呆笨孩纸。 

5、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他愤而赋诗曰：

6、中日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坚决反对签订合约，他对清政府的妥协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精研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1896年，31岁的谭嗣同再次回到浏阳与老师欧阳中鹄和唐才常筹办算学社。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唐共同参与湖南维新运动。他对四年前去世的同乡郭嵩焘十分推崇，作为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推崇西学，因而被大多数落后愚昧的湖南人所不齿，并几乎被逐出湖南。面对落后封闭的湖南现状，谭嗣同试图通过在湖南创办西式学堂来做出改变。算学馆的开设为中国的近代化教育的开端，校址设在浏阳文庙奎文阁内，他与夫人李闰同为此学尽心尽力。与此同时，他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写成《仁学》，这也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7、其后，为求学业更大进展，林圭与长兄又转到长沙黎家坡族兄林世焘家附读，林世焘系贵州巡抚林宗伯之子，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侄女婿，光绪钦点翰林。林圭在这里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为日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维新思想的温床和摇篮”——湖南时务学堂打下了坚实基础。

8、然而，来到南京后，谭嗣同很快就失望了。南京的官僚们根本不把他这个候补知府放在眼里，他在官场上备受冷遇。他在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

9、1897年下半年，谭嗣同接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书信，邀请他赶往湖南辅助“新政”。

10、1897年10月，谭嗣同在陈宝箴与黄遵宪等人的支持下，发起成立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等任分教习。教学内容包括经、史、诸子和西方的政治法律与自然科学。谭嗣同还把《明夷访谈录》和《扬州日记》加以按语印发给学生，向他们宣传民权和反清革命思想。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时务学堂培养了众多以救中国为己任的革命志士。

11、　　谭嗣同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兼学堂总监，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在时务学堂开办之时，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也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维新派利用《湘学报》及《湘报》鼓吹民权，互相呼应。学堂的学生也常去南学会听演讲。后又将学堂“季课改为南学会日课”，并由南学会学长命题，交学堂“核原”，由南学会派人“应此题”。这样密切了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关系，更大地发挥了两个维新机构的作用。

12、1926年，陈三立移居到上海。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忧心国事而病情加重。在接连目睹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的暴行后，陈三立对日本人深恶痛绝，1937年日本人曾一度想要招揽陈三立，为陈三立所拒绝。之后，为表抗议，他竟然连续5天绝食，最终忧愤而死。

13、谭嗣同第一次与吴樵相识的时候，是在乙未年(1895年)的北京。那应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两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侃侃而谈，互相倾慕，结拜为异姓兄弟，用谭嗣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片言即合，有若夙契。”随后，吴樵立马介绍自己的好友梁启超与谭嗣同相识。这或许与李敖《北京法源寺》中的情节不同是，谭梁二人并不相识于法源寺的偶遇中，然而，我却觉得这种因共同之友而结为挚友，并且以心换心、樽酒畅饮、谈禅相知的方式更为浪漫。

14、1889年，陈三立考中进士，被清廷授予吏部主事，但不久后就去职，在父亲的湖北布政使任所任职。1898年，戊戌政变时，因为推行新政，陈三立被清廷革职，隐居于江西。1900年，陈三立移居到南京，无心于政治，专注于社会事业。

15、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光绪四年(1878年)，谭嗣同十四岁，父亲谭继洵被任命为甘肃巩秦阶道，他随同父亲赴甘肃上任。四年后，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谭嗣同又一次从湖南赶赴甘肃……，艰难漫长的旅途，别样的风土人情使他大开眼界，十八岁的他，就写下了《望海潮•自题小照》这般清丽豪放的词作： 

16、我很难想象，在谭嗣同这样一个至情至性、对朋友之谊视为珍宝的人看来，不能参加挚友的葬礼，该是一种多大的折磨。

17、可能极少有人听说过庚子年(1900)的那场“衢州惨案”。 

18、“至初六日(按：公历9月21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按：康有为);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唯待死期耳……。”(《饮冰室专集》之一)梁启超当夜进入日本使馆躲避，谭嗣同第二日在寓所等待抓捕。由于官兵当日未至，谭于次日(八月初公历9月23日)赴日本使馆与梁启超诀别。携带著作、诗文手稿数册、家书一箧交托梁启超，说：“‘不以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遂相与一抱而别。”(同上)

19、事实证明，谭嗣同确实特立独行，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胆识和气概。

20、谭嗣同是有着大勇气之辈，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志向和抱负，谭嗣同能牺牲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谭嗣同当初听闻梁启超与千人举人联合上书(史称公车上书)，便立马动身北上，积极参与进变法维新的事业当中来。后来维新变法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扑，光绪帝被囚禁，变法失败。梁启超等人在逃亡日本之前，都曾经来找过谭嗣同，劝说谭嗣同与他们一同离去。当时谭嗣同本可以躲过后来的亡命结局，但是他却大义凛然的说。如今的中国正需要鲜血来唤醒沉睡的国民，而他甘愿为此付出生命。就这样，谭嗣同与其他戊戌君子，一同被处死。谭嗣同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后世所有人民的尊重与赞扬。

21、陶、李、龙、刘、唐等大家族都在谭氏关系网中

22、那些年，为了科举考试，谭嗣同往来于南北十余省之间，“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科举考试的坎坷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进行反思，他意识到科举考试的内容与时代要求严重脱节，并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也解决不了什么现实问题。因此，他决心放弃科举，不再应考。

23、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而这样大义凛然的气势，才当得起这位顶天立地的殉道者。

24、“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25、      为纪念亡友，梁启超将蔡锷生前所用的九狮刀、望远镜、勋章、军装等遗物收集起来(现存于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厅)，并在北海快雪堂建立了“松坡图书馆”，还在自己天津饮冰室别墅内的卧室墙上悬挂了蔡锷的大幅挂像，以示思念。现在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中，依然留有梁启超和蔡锷当年居住并密议护国讨袁的房间。

26、光绪二十年(1894)秋，谭嗣同乘船从武昌至湖南，途径湘乡，看到晚雨初晴后的桂花散发着阵阵幽香，江面上笼罩了一层薄雾，月光如水，秋夜露凉，心中颇有感想，他写下《桂花》一诗：

27、史书上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开始游历中国各地。既然说是“离家出走”，那么自然不属于游学一列。而他为什么会离家出走，想来也知道，定然是他没有如他父亲所想，潜心学习，科举考试吧！

28、　　谭嗣同进京参与变法第33天，维新派人士遭慈禧下令被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清廷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将谭嗣同等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29、吴德潚被戕案发生后，当时报纸亦曾有报导，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作为吴德潚的同道与好友，并掌握着沪上重要的舆论阵地，汪康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关注甚至介入这一案件处理过程的责任。(图：《中外日报》)

30、你的心如同玲珑七宝，我想把它缚住，但缚来缚去，还不如你亲自缚起，再捧到我面前呢。一段话中的七个问号，个个都刺得人眼睛酸痛，这既是一位故人对老友的一片关爱，亦是吴老先生真性真情、率性可爱的跳脱映画。

31、1877年，谭嗣同学习中国典籍外，开始接触自然科学。1884年，他走出书斋，出外游历，足迹遍布全国各省。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谭嗣同极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1896年，谭嗣同来到京城，与梁启超等人结交。

32、       随后，唐才常东渡扶桑，与他和谭嗣同之前任教的时务学堂的学生们林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锷、唐才质、石陶均等筹资准备发动自立军武装起义(史称庚子勤王)。

33、最后搁笔之前，想到吴老先生在世时，至浙江为官，临行之前谭嗣同作《杭州赠吴季清先生诗》：

34、从湖南出发后，到达湖北，在他父亲的巡抚衙门因病耽搁了一些日子，此时，他又接到了光绪皇帝发来的急电“迅速来京，勿稍迟延。”

35、谭嗣同、唐才常等先生大胆而激烈地批判传统封建文化、君主专制的弊端，引起学生们强烈反应。林圭以其敏锐的观察力与颖悟的头脑接受老师们授予的新知识与新观念。他不仅成绩优异，还深受老师们的喜欢，多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里称：“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

36、　　为秉承谭嗣同未了的救国宏愿，“唐才常愤国事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1899年5月，由唐才常倡议、梁启超取名的自立会在日本横滨成立。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唐才常任副会长，革生为稽查会员，林圭、汪尧成、王翼之等三人为议事会员。林圭以其卓越的见识，走上了历史舞台。自立会虽有保国勤王之说，但年轻的林圭更趋激进，他曾对梁启超说：“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而国已烬矣。……诚问救火急乎？抑耕急呼？”林圭恨不能早日将一腔爱国热情付诸实践，决意扛起义旗，坚定地走向反清复兴的革命道路。

37、吴樵(1866-1897)：字铁樵，清末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梁启超之挚友。

38、    乙未年(1895年)的冬天，谭嗣同和梁启超、吴樵同游北京香山碧云寺，吴樵素不爱作诗，但霸道总裁谭嗣同竟然做出“强之吟”之举。现在的香山碧云寺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依然保留着几乎所有原有的古建和格局，当我踏足寺中时，忍不住感谢当年强迫吴樵作诗的谭嗣同，没有他这一强迫，我想我是读不到吴樵当年赶鸭子上架却留下的好诗“白云白鸟相来去，青史青山自古今”了。(图：香山碧云寺旧照)

39、时务学堂教习合影，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40、两年后，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长江沿岸地区发动武装起义。

41、9月24日(八月初九日)，日本友人苦劝谭嗣同东游避难，谭嗣同毅然拒绝。“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同上)决意以一腔热血唤醒民众，图求自强。

42、谭嗣同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殷实的家境使谭嗣同有条件出游，结交有识之士。谭嗣同所在家庭是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加之生母亡故，受继母虐待，使他饱尝人生冷暖，认识到大家庭之害。特殊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既养成了谭嗣同叛逆的性格，又奠定了他对三纲五伦的批判基础。谭嗣同的代表作有《仁学》《石菊影庐笔识》《壮飞楼治事》《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这些论作被后人合编为《谭嗣同全集》，《仁学》则有多种版本流传于世。

43、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44、“丙申五月，铁樵(即吴樵)以暴病卒于汉口。浏阳(即谭嗣同)时在沪，哭之恸，尝为作一传，见《时务报》中。”(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45、谭嗣同在看清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后曾说：“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学生们受到先生爱国情怀影响，经常谈论国事，爱国情愫日增。林圭常跟人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唐才质(清末维新派领袖唐才常之弟)曾回忆：“这在当时确是非常大胆的话。”